符号在認識过程中的作用

符号是在认識和交往活动中代表其他对象和现象的物质现象。符号和被标志对象的联系在人那里是以人脑的反射活动为中介的。不使用符号,概念思維是不可能的。符号是被标志对象的思維映象的載体。而被标志对象的思想映象則是符号的意义。符号和被标志对象的联系的任意性并不排斥符号多方面的有定性。符号的基本类型有:特征、信号、科学符号、象征和語言符号。特征可以看作是对象或现象的标示、指示和症状,并且可以帮助从性质推論对象,从結果推論原因,从现象推論本质。信号是一种特殊的記号。在现代信息論中,信号得到了广义的解释,在高級神經活动和专门的人造系統中,信号是在狹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具有专門科学意义的符号在符号系列中占有特殊地位。科学符号是約定俗成的,它与意义的联系具有約定性质。科学記号在科学研究和发展中有很大意义。象征作为符号的一种,具有許多的特征。象征是一种外在的现象,它約定地、通过內中所包含的直观形象提示一定的常常很有意义的抽象的內容。语言符号在所有符号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一切存在的和可能的科学約定符号系統的基础。符号在人类生活和实践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創造和使用始終是决定于人的反射活动的更一般的法則的。     

符号学与唯物主义反映論

符号学,这門介于語言与数学之間并跟邏輯学和认識論密切有关的具体科学,过去一直是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专門研究领域。随着控制論和信息論的发生、发展和它們在工程技术中的实际应用,符号学作为一門具体科学起了巨大的作用。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用符号学来“补充”馬克思主义哲学,用符号学的具体科学內容来代替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資产阶級学者过去在符号学中散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偷換唯物主义和辯証法。克劳斯和賽格特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篇文章在“建立一种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幌子下,把作为具体科学的符号学抬高为馬克思主义哲学,販卖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全文共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抄袭莫里斯的观点,討論思維反映的对象、語言符号、思維反映和使用符号的人这四个因素所組合成的各种二項关系,将符号学分为研究符号和符号的关系的邏輯語法、研究符号和反映的关系的邏輯語义学、研究符号和对象的关系的信号学与研究人和他所使用的語言的关系的语用学四个分支。作者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語言符号及共相互之間的关系、語言符号与思維、客观实在和人的关系的一般理論”,把符号学当作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說什么“我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符号学为认識論的一个分支”。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討論了語义层理論,尤其是它的这样一条原理:一个表达式决不能同时属于两个不同的語义层。他們把这条原理当作哲学原理,說它“无非是一般唯物主义反映論原則的精确化”,并責备馬克思主义哲学家,說“在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中各层語言的区分还决不是众所周知的”。在第三部分中,作者討論了符号学的应用,把符号学当作“一种一般的学术批評理論”,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学术批評的准則。作者认为“学术批評确实跟社会状态无关”,可以不联系社会的經济和政治状况,不要阶級分析,而只限于作語法方面的和語义方面的批評。而所謂“語法批評”, 仅仅涉及一种学术理論的“內部結构”,“針对不能允許的語句构成、語詞在語句中的錯誤摆法和語法上的毫无意义”。所謂“語义学批評”,仅仅涉及“語詞、語句等等与它們所表示的东西的关系”,批評“它們沒有妥帖地再现它們所涉及的事态”。作者抄袭資产阶級語义哲学家的观点,把学术批評局限于語言方面,并为这种唯心主义的“內在批評”作辯解,說什么“关于內在批評,常常有一种很不正确的謠传,說它謀求脫离社会批評的科学研究,过象牙之塔中的学术生涯。这种責难是不公平的”。作者还从莫里斯那里剽窃了語用学批評,企图把它塞到历史唯物主义中,說什么“語用学批評是責难一种学术領域的命題或理論滥用詞汇、不熟悉生活、脫离具体社会需要,等等”,是“有哲学的党性范畴的领域,主管語用学的批評領域的哲学领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篇以新实証主义代替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奇文。修正主义者贊赏它,例如米丁在談到达篇文章时說,“克劳斯和賽格特在唯物主义地解释符号学方面作了有意义的尝試”,他們的“論文中所包含的論点是很有意义的”(“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与符号和意义問題”,載苏联《哲学問題》1963年第6期)。进步的哲学家反对它,例如岩崎允胤(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批評这种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任意的、主观的,反映了“一种数学主义符号論偏向”(“符号邏輯·控制論·符号学”,載日本《唯物論研究》1964年夏季号)。     

萨特尔的自由哲学

这是一篇从有神論的立場評介薩特尔自由哲学的文章。作者首先簡略地介紹和評論了薩特尔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和創作活动,特別指出他重复了尼采的“上帝死了”,对宗敎进行过“不少过于憤恨的嘲笑和歪曲的批評”。然后,作者就以薩特尔的若干戏剧作品与哲学著作为依据,說明他主张人是“由他自己造成的东西”,是“注定自由的”,从而认为“决沒有設計人性的上帝”,走向无神論和否认上帝的“虛无主义”。同时,作者指出薩特尔的一个矛盾,即薩特尔也談人受到不能摆脫的“束縛和制約”,以此怀疑“人是否有权享受这种高度的自由”。最后,作者站在經院哲学的立場上批判了薩特尔的主覌唯心主义絕对自由論,說“人是有限的存在物”,“人在做出决断时不受自己設定的规律的制約,而受一种往往預先給定的良心的判决的制約”,“人的行为和創造”不仅来自“自己的意志”,而且也同样来自“上帝的恩賜”,人即使处于自由状态中,也是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作者批評薩特尔“把人提高为他自己的創造者,否认了作为造物主的上帝”。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列宁曾經指出,饒勒斯实际上“拜倒于資产阶級的社会改良之前”。饒勒斯自称曾經“毫无保留地拥护馬克思的学說”,实則他在哲学上从来也沒有接受过馬克思主义,而是用种种詭辯手法与馬克思主义相对抗。这些詭辯手法之一,就是宣揚折衷主义,主张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融合为一”,“調和一致”,实际上,是一种宣揚取消矛盾、主张“合二而一”的論調。这里介紹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这是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在巴黎的集体主义者学生小組組織的集会上所作的一次讲演的記录),就是他宣扬这种荒謬論点的重要著作之一。这次讲演发表后曾立即受到拉法格的駁斥。饒勒斯在这次讲演中首先歪曲地介紹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它形容成为一种机械的經济唯物主义。接着,他对唯心史观大加頌揚,认为正义和权利的先驗观念本身是运动和行动的原則,理性的观念絕不依賴于經济的因素,相反地,正是經济因素在现实和历史中一步一步地表现着和体现着人类的理想。在介紹了两种历史观的基本要点之后,饒勒斯就提出了“融合为一”的問题,他說:“这两种看来似乎是互相对立的、彼此不相容的观点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意識中已經几乎調和一致和融合为一了。事实上沒有一个唯心主义者不同意:如果不預先改变經济組織,人們的最高的观念便不能实现;而另一方面,在經济的唯物主义的拥护者中間也很少有这样的人,他不呼吁正义和权利的观念;很少这样的人,他們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只預见到正义和权利的更高度的实现。”他說:“我們的任务是探索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能不能調和,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意識的也許是盲目的本能,这种調和已在我国实现”。为了說明这种調和的可能,他就从历史上去找証明。照他說来,人类是始終反对矛盾而主张統一的。他說希腊哲学以及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四个世紀以来,包括笛卡儿、萊布尼茲、斯宾諾莎、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都証明着矛盾的調和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融合为一。他又从人的生理进化过程来証明人类天生有审美的和无私的威觉,因而区别于只具有純粹的自私威的低等动物,而人类的这种感觉,就是使人类在长期的斗爭之后达到兄弟般的和解的根据。饒勒斯除了鼓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融合为一”,还在許多政治問題上鼓吹这种观点。例如,他在別的著作中,竭力宣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級与資产阶級将“融合为一”,认为社会革命将使这两个阶級“在一个最高点宣告人类团結。”     

基督教徒对辩证法的态度

本文摘譯自西德新托馬斯主义者卡里什(Rudolf Karisch)的著作《基督教徒与辯证唯物主义》一书。这本书是从新托馬斯主义立場攻击辯证唯物主义的一本反共哲学著作,在西方頗有影响,仅在1953—1961年間就再版四次之多。全书共分八章,即:一、辯证唯物主义的实踐政治意义;二、哲学唯物主义的論点;三、基督教徒对唯物主义論点的态度;四、辯证法的体系;五、基督教徒对辯证法的态度;六、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論点;七、基督教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八、总結。这里譯出的是第五章。在这一章里,作者从攻击斯大林所提出的辯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着手,攻击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并宣揚新托馬斯主义的所謂“現实主义的辯证法”。这一章分四节,即:一、世界事物的联系性;二、世界事物的变化;三、論由量到质的突变;四、論矛盾的斗爭。作者在这四节中提出的基本論点分別为: 一、他誹謗說,辯证唯物主义尽管强調各种事物的联系性,但也走向片面化的道路,把人、世界同上帝分开,看不到家庭、教会、人民和国家共同体中的个人,剝夺了个人的尊严。反之,基督教徒則是在上帝和宇宙的联系中进行思維的。誰否认或忽視同上帝的联系,誰就不能正确认識內在世界的联系,而为自由主义的或集体主义的片面性留下余地。二、他承认自然界中的变化是事实,但认为自然界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不变的結构成分(普遍原則、法則、不变常数),它們是由上帝这个不变的原始因所附加的。基督教徒决不能承认唯物辯证法关于物质的自我运动来自它自身的观点。三、他坚决反对辯证唯物主义关于量变轉为质变的原理,而认为质变不单純是量变的結果,而是质的漸变的結果。他說,基督教徒也承认飞跃,但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唯一的物质发展原則,也不是看成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轉变,而是把它看成上帝在存在层內的創造行为,看成任何一个存在层內按照上帝的設計发生的发展阶段。四、他反对辯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原理,认为論断和判断才能相互矛盾,而事物是不能相互矛盾的。事物可以相互对立,但不能相互矛盾,它們本身也不包含矛盾。他污蔑說:辯证唯物主义者所采用的矛盾一詞,既含含糊糊,又自相矛盾;共产党人提出矛盾理論,只不过是企图为他們的革命和暴力手段找借口。他以說教的口吻說,一个社会制度內的紧張关系,只能在保存現有制度及其統治者的情况下,通过演变、通过意識的形成来加以解决,战爭和阶級斗爭都是可以避免的。最后,他宣称,无論是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无論是黑格尔含义的唯心辯证法,只要它合有存在一元論的內容,基督教徒都必須加以断然的否定。基督教徒只能承认所謂現实主义的辯证法。     

实用主义的認識論和莫里斯的符号学

作者在本文中概括地叙述了莫里斯的符号学的基本內容,分析了它的基本概念,并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作者指出,自莫里斯的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把符号学作为一門专门科学来研究。但他对认識論問題的观点并不新穎。按其哲学信仰来說,他是实用主义者,他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强烈影响下,也采納了邏輯实証主义的观点。他的符号学就是实用主义、行为主义、邏輯实証主义这三者結合起来的結果。莫里斯认为符号学包括三个部分:一、句法学,它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間的关系及其結合方式;二、語义学,它研究符号与所指客体的关系;三、語用学,它研究創造符号、运用符号并借助于符号取得这种或那种成果的主体和符号的关系。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行为”概念是他的符号学的中心概念,它把符号的三种功能(句法的、語义的、語用的)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三种功能都服从于有效地組織主体行为的任务,它們都是为了达到行为的目的服务的。符号及其意义問題是莫里斯符号学的基本問題之一。在他看来,符号就是預备刺激,預备刺激在沒有刺激体时也会引起与所述客体相对应的反应族的意向。换言之,符号是一些特殊的刺激物,它們在客体不直接刺激行为的条件下用来調整主体对作为目的的客体的行为。符号的意义在于它所引起的反应意向,也就是符号和典型行为的刺激体的关系。作者批評了莫里斯的观点,认为后者把符号的作用加以片面的夸大和絕对化,把符号和不以人为轉移存在着的物质源泉割裂开来,把符号同现实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过程割裂开来。莫里斯认为,語言是符号的系統,人类的語言和为动物所使用的符号之間沒有原則区別,語言决不是社会现象,而也是为动物所固有的。作者批評了这种观点,认为莫里斯把人类的語言“动物化”了,同时又把动物的叫声“拟人化”了,抹煞这两点之間的原則性区別。作者还批評了莫里斯关于意識和思維的观点。作者指出,莫里斯把思維归結为語言,而又把語言归結为有机物的那些实现符号功能的生物反应的总和。在莫里斯看来,在引入专門的符号学术語之后,最好放弃“意識”和“思維”这两个詞,因为它們完全是多余的。作者指出,在莫里斯那里,思維被归結为按照一定的规則去运用符号,而完全不是用来揭露客观世界的规律。莫里斯认为,符号学正在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科学,它在自己的三个部分中包括全部問題:句法学包括全部邏輯学問题,語义学包括全部形而上学問題,語用学包括全部生物社会学問题。符号学是駕凌于哲学之上的最高科学。作者认为,尽管符号系統学說十分重要,但这一学說本身只能在真正的认識論的基础上加以科学的制定,这种认識論就是辯証唯物主义的认識論,而决不是实用主义和实証主义的认識論。     

控制论中的若干哲学问题

控制论的产生,有其科学技术前提。控制论跟数学类似,它撇开控制论系统的特殊的物质实现,而只考察信息加工系统的功能和结构方面。把持殊的控制论规律绝对化,把控制论解释成一门哲学学科(如克劳斯),是错误的。把控制论当作一门技术科学,否认控制论在其他科学中的应用的可能性(如西加尔),也是错误的。信息概念是控制论的中心概念。信息是在高度分化和复杂的系统中进行的一定的物质过程的特性。把信息解释为既非物质的又非意识的“第三种”实在,是没有根据的。信息是一种同构关系。信息只能被理解为外部事件在自动组织系统的某个物质过程的结构、形式中的反映。当一些系统发生相互作用时,在不同的物理过程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同构对应。在客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主体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同构对应关系。同构概念以严格的数学形式说明了反映活动的一般条件,因而证明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正确性,扩大了我们关于认识活动的知识。     

评麦菲的《皮尔士哲学的发展》

当我还在大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学院的图书馆里碰到《C.S.皮尔士论文集》第一卷,这事离现在已经超过三十年了。皮尔士的名字是颇为熟悉的。早就有过一本皮尔士著作选,书名叫做《机会、爱情和逻辑》(M.柯亨编),虽然当时我不曾读过这本书。至今我仍能回忆起     

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A.沙夫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委员,波兰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华沙大学哲学系教授。发表在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是他所著《人生哲学》一书中的第一篇,论述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抛弃存在主义对个人问题的论证而不应该抛弃其中的个人问题,第二篇是“人生哲学”(见《哲学资料》1962年第5期),第三篇是“人道主义的冲突”,论述了一般的人道主义及其现代的各种形式,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特征;作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有助于对个人自由的阐明和对幸福问题的分析。作者在前言中认为这三篇文章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应该全部读完才能了解作者的意图和观点。     

苏联哲学家关于事物的质的单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的几种不同意见

恩格斯在《自然辯证法》中談到耐格里没有能力认識有限和无限、质和量的界限的相对性的时候,作了一个著名的論断:“……质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这个論断在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在指出耐格里的哲学錯誤的同时,提出了事物的质的单一性和多样性問題,虽然沒有直接解决这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