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Time of Day Modulation or Time Stamp on Multiple Memory Tasks in Rats

Various demonstrations of “time stamp” effects in the animal learning literature have reinforced the idea that circadian information is encoded as part of a combined internal/external representation of context and that this contextual information is utilized for complex retrieval processes supporting memory. The goal of the present series of experiments is to assess this idea by manipulating training/testing circadian times on a battery of learning and memory tasks commonly used in the rodent. The data obtained from five experiments using four different learning and memory paradigms provide no evidence for “time stamp” effects on place memory, context memory (aversive or appetitive), or S-R habit learning.     

婴儿物理因果感知能力的发展

继Michotte(1963)用两个发生碰撞的小球对成人的物理因果理解进行研究以来,许多研究者使用该碰撞情境对婴儿的物理因果感知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得出了许多颇有争议的结论。本文结合近几年国外对婴儿物理因果感知能力的相关研究,阐述了婴儿感知简单物理情境中的因果关系能力的发展,评价了用来解释婴儿物理因果感知的模块理论与信息加工理论,以期对婴儿期的物理因果感知有一较全面的了解。     

部件特征和正字法意识在儿童汉字书写发展中的作用

研究以北京地区262名汉语儿童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部件复杂程度和部件数量对儿童延迟抄写成绩的影响,并通过一年的追踪,考察了儿童书写加工基本单位及其发展变化历程,并分析了儿童的正字法意识对其书写能力发展的预测作用。实验一发现汉语儿童的书写单位是一个从笔画到部件的多水平发展过程,在控制整字笔画的情况下,对于部件复杂的汉字,以笔画为单位进行编码,错误类型以笔画乱写和部件错误为主,而对于由简单部件组成的汉字,主要以部件为单位进行组块,儿童多犯部件替换的错误。实验二发现在部件复杂程度相同的情况下,汉字所包含的部件数量越多,儿童的书写正确率越低,多犯部件缺失和部件替换的错误。实验三发现儿童一年级的正字法意识能够显著预测当年及一年后的书写成绩,表明正字法意识对于儿童的书写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情绪调节模型的教师情绪劳动的中介效应探讨

本研究以Grandey的情绪调节模型为框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探讨正性情绪、负性情绪、情绪劳动以及职业倦怠之间的关系。828名中小学教师的有效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于不同情绪感受的情绪劳动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存在差异;情绪劳动各维度既充当正负情绪均值差距(M_N-P)影响职业倦怠各维度的部分中介变量,又充当正负情绪变异系数差距(CV_N-P)影响去个性化或个人成就感的部分中介变量;表层行为、深层行为在正负情绪均值差距(M_N-P)影响去个性化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受到性别的调节。     

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特点及其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采用问卷法,对2157名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特点及其与社会适应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从初中到高中,中学生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出现下降的趋势;男生在计划制定上显著高于女生,在人际沟通、支持寻求上显著低于女生;班干部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显著高于非班干部;(2)中学生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可分为建设型、一般型和不良型,所占比例分别为22.9%、42.8%、34.4%,建设型中学生的社会适应状况显著好于一般型和不良型;(3)社会问题解决能力与社会适应状况显著相关,其对积极的社会适应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的社会适应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在社会问题解决能力各维度中,问题趋近和问题回避的预测作用最为突出。     

责任归因对“做效应”的调控及其ERP证据

“做效应(action effect)”是指决策中由“做(action)”与“不做(inaction)”行为引起的相同决策后果, 却诱发了不同强度的情绪体验。本研究使用ANSIE量表筛选了责任归因不同倾向的两类被试(极端内控者、极端外控者), 运用ERP技术, 在一项简单赌博实验任务中考察了这两类被试的“做效应”差异及其电生理证据, 旨在探讨责任归因对“做效应”的调控作用。行为结果表明, 无论结果输赢, 极端内控被试的“做”与“不做”行为结果诱发的情绪强度和责任感强度都没有差异, 而极端外控被试的“做”行为诱发的情绪强度和责任感强度都比“不做”行为诱发的明显大; 脑电结果表明, 在FRN和P300上, 极端内控被试的“做”与“不做”行为诱发的FRN和P300波幅之间都没有差异, 而极端外控被试的“做”行为诱发的这两种脑电成分波幅都比“不做”诱发的较大。简言之, “做效应”在极端内控被试身上表现不明显, 而在极端外控被试身上表现明显。“做效应”很可能是由于个体对不同行为导致的相同决策后果的责任归因不同引起的。     

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线索的认知偏向：行为和脑机制的证据

限制饮食是为了控制体重, 长期严格地控制进食的倾向。大量研究表明相对于非限制性饮食者, 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线索尤其是高能量或高美味食物线索存在认知偏向。这种偏向是基于一定的脑神经基础的如前额叶背内侧, 小脑等区域。未来研究应设置严格的筛选标准, 运用视觉odd-one-out和学习-再认实验范式, 重视认知神经机制的探讨, 开展中国限制性饮食者对食物线索加工的认知机制和主要影响因素模型的系统研究。     

流动儿童家庭环境的特点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以北京市1018名流动儿童和447名城市儿童为调查对象,采用家庭生活环境调查问卷、家庭功能问卷、学生多维生活领域满意度量表和学生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考察流动儿童家庭环境的特点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流动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功能均显著差于城市儿童。(2)父亲从事体力类工作显著负向预测流动儿童的环境满意度;家庭生活指数显著正向预测流动儿童的家庭、环境满意度及总体生活满意度;家庭居住的社区环境显著正向预测流动儿童的家庭和环境满意度。(3)家庭亲密度显著正向预测流动儿童的家庭、环境满意度和总体生活满意度,家庭的适应性显著正向预测其家庭满意度。     

儿童假装游戏中假想角色现象初探

通过对145名4~5岁儿童进行结构式访谈,调查幼儿假装游戏中假想角色现象的概况,包括假想同伴和角色扮演现象。结果如下:42.7%的儿童有假想同伴,绝大多数是玩具形式,女孩更多有假想同伴;男孩倾向于选择动物类型的假想同伴,而女孩倾向于人物类型;假想同伴绝大多为同性别并且比自己年龄小。44.8%的儿童有角色扮演活动,其中男孩倾向于装扮动画中的英雄人物,女孩倾向于装扮现实人物。     

后悔的认知机制和神经基础

后悔是基于对不利或相对不利行为结果的反事实思维诱发的一种复杂的负性社会情绪,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决策和身心健康具有重大的影响。与失望情绪相比,后悔在现象学、产生条件以及评价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后悔不仅会受到个体的行为方式、人格特征、归因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结果信息属性的影响。后悔的预期和体验涉及的功能性脑区主要包括：眶额皮层、扣带前回、海马、杏仁核。研究后悔的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后悔的认知机制和神经基础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