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量化的心理表征

空间量化(spacial quantification)是空间知觉的基础, 是对特定空间性质的表达。离散量(discrete magnitude)与连续量(continuous quantity)分别反映了空间分立和连续的性质, 二者有着相似的行为效应, 在神经表达上也有部分重叠, 这些证据暗示了二者可能有共同的表征机制——模拟表征(analog magnitude representation)。数量空间映射(number–space mappings)提供了数量与空间关系的直接证据。但空间量化的研究中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如：空间量化的动态表征、量化机制的普遍性、参照点问题、复杂和多维空间的量化等。在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框架下, 空间量化的心理表征研究将对空间的性质做出更深刻的回答。     

5-HT1A receptors modulate the consolidation of learning in normal and cognitively impaired rats

Attempts were made to further analyze the role of 5-HT1A receptors in consolidation of learning by evaluating the role of these receptors in cognitively normal and impaired animals. The effects of post-training administration of 8-OH-DPAT and 5-HT1A receptor antagonists, WAY 100135, WAY 100635, and S-UH-301, plus the cholinergic and glutamatergic antagonists, scopolamine and dizolcipine, respectively, were determined using an autoshaping learning tas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8-OH-DPAT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conditioned responses, whereas WAY100135, WAY100635, and S-UH-301, and the 5-HT depleter, p-chloroamphetamine (PCA), had no effect. PCA did not change the silent properties of the 5-HT1A receptor antagonists. PCA, WAY100635, and S-UH-301, but not GR127935 (a 5-HT1B/1D-receptor antagonist) or MDL100907 (a 5-HT2A receptor antagonist), reversed the effect to 8-OH-DPAT. Ketanserin (a 5-HT2A/2C receptor antagonist) and ondansetron (a 5-HT3 receptor antagonist), at a dose that increased the conditioned responses by itself, reversed the effect of 8-OH-DPAT. Moreover, 8-OH-DPAT or S-UH-301 reversed the learning deficit induced by scopolamine and dizocilpine whereas WAY100635 reversed the effect of scopolamine only. These data confirm a role for presynaptic 5-HT1A receptors during the consolidation of learning and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serotonergic, cholinergic, and glutamatergic systems interact in cognitively impaired animals.     

情绪领导力：概念、测量、发展与模型建构

情绪领导力是指领导者基于自身情绪能力, 通过情绪传染和策略运用来有效管理组织成员的正性和负性情绪, 充分发挥不同情绪的有利效价, 营造应景的组织情绪氛围, 带领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共同目标而奋斗。目前, 情绪领导力的测量主要是借用情绪智力量表, 缺乏标准化工具。情绪领导力的研究发展经历3个阶段：以领导情绪能力为中心、以领导情绪传染为中心和以情绪领导力为中心。基于各阶段研究梳理, 建构整合模型：遗传基因、人格和情绪特质对情绪领导力起预测作用, 大脑活动(右侧额叶)与情绪领导力互为因果关系。情绪领导力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对个体和组织层面的领导效能产生显著影响。未来研究应加强对概念、测量、调节机制、生物基础、组织层面议题和跨文化对比等方面进行探讨。     

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及其对日常创造性行为的影响：人格的中介作用

采用言语和空间创造力测验、青少年人格问卷、中学生日常创造性行为问卷对1048名中学生施测,考查青少年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并探讨创造性思维、人格对日常创造性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女生在言语创造力的流畅性、灵活性维度以及图形创造力各维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高一年级的言语创造力流畅性、灵活性维度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高一年级的图形创造力质量维度显著高于初二、高二年级;(2)言语创造力与人格的开放性和外向性、语言文学、文艺表演和社会活动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图形创造力与开放性、语言文学、文艺表演和手工技术呈显著正相关;(3)开放性和外向性在言语创造力和创造性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图形创造力上中介作用不显著.具体到创造性行为的各个领域,开放性和外向性在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行为间起着不同的作用.     

坏念头，罪几何？意图信息的强弱变化对大学生道德判断的影响

成人在对他人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时,对意图和结果信息的利用存在不稳定的现象。Cushman提出道德判断双加工过程理论,认为当存在重大负性后果时,需要综合考虑意图和结果信息;而当不存在负性后果时,主要关注意图信息。本研究通过句式变化操控意图信息的明显性,分别考察了两组大学生在对道德情景进行判断时意图信息强弱变化所造成的影响,结果发现：（1）对中性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时,突显负性意图信息后被试会增加道德谴责;（2）对负性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时,道德谴责程度没有因意图信息明显性的改变而发生显著变化。此研究结果表明,在行为结果为中性时,人们主要利用意图的信息做出道德判断,但此时对负性意图的谴责程度并不稳定,容易受明显性变化的干扰。     

基于不对称区间估计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是中介过程受到调节变量影响的模型。评介了基于Bootstrap不对称置信区间和贝叶斯不对称可靠区间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的3种方法, 包括亚组分析法、差异分析法和系数乘积法。模拟研究发现, 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置信区间和无先验信息的贝叶斯可靠区间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中表现相当, 都优于百分位Bootstrap置信区间的表现。建议使用系数乘积法进行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使用差异分析法进行两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并用一个实际例子演示如何用不对称区间估计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随后评述了3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在国内心理学的应用现状, 并展望了检验的拓展方向。     

一种混合型前瞻记忆的干扰效应的神经机制

采用3（任务类型）×2（时段）被试内实验设计,对比一种混合型前瞻记忆（MPM）和基于事件的前瞻记忆（EBPM）在不同时段对进行中任务的干扰效应的神经机制。结果表明,在目标出现的时段,MPM对进行中任务有干扰效应,额区电极最活跃,额区电压最高,而在非目标时段MPM无干扰效应,但刺激出现后200-300ms额区电极较活跃。说明前瞻记忆任务在大脑中可能处于较高的激活状态,额叶灵活地调配意识的不同状态在前瞻记忆加工中参与的程度和时段。     

对威胁刺激的注意偏向：注意定向加速还是注意解除困难？

对威胁刺激的注意偏向普遍存在。注意定向加速和注意解除困难在不同阶段对注意偏向产生影响。威胁刺激属性、呈现时间以及被试特征是重要的调节因素。以杏仁核为核心的杏仁核?前扣带回网络可能是注意定向加速的神经基础, 而以眶额叶为中心的前额叶皮层可能是注意解除的神经基础。未来还需要就注意定向加速与注意解除困难的关系、注意偏向的调节机制以及其神经基础做更深入的研究。     

双系统逃生决策的顺序替代效应

探讨当信息以不同方式呈现时双系统逃生决策的顺序替代效应。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设计,将180名被试平均分配到直觉、分析和直觉后分析三种条件下考察其逃生决策。结果表明：(1)信息直接呈现时,直觉和分析决策、以及直觉和直觉后分析决策均差异显著且趋势相同;(2)信息隐含呈现时,直觉和分析决策差异显著,但直觉和直觉后分析决策差异不显著。结论：当信息直接呈现时个体的逃生决策存在顺序替代;而当信息隐含呈现时存在反顺序替代。     

视听时间再校准：适应空间与适应客体的联合及独立作用

同一事件的视听成分即使同时发生, 由于两种信息的物理传播与神经传导速度的差异, 大脑知觉到它们的时刻仍会存在一定的延迟。时间再校准指大脑可以最小化并适应这段时间延迟的现象。本研究采用“适应—测验”范式, 在适应阶段连续给被试呈现视觉先于听觉或听觉先于视觉128ms的刺激对, 在测验阶段以时序判断任务来测量被试此时主观同时点的变化。通过操纵适应及新异视听刺激对(即适应客体与新异客体)在测验阶段出现的空间位置, 探索空间与客体因素对视听时间再校准的影响。结果发现, 当适应客体出现于适应空间时, 主观同时点显著偏向了时间延迟的方向; 同样显著或边缘显著的主观同时点偏移还发生于适应客体出现于未适应空间时, 以及新异客体出现于适应空间时。研究表明, 视听时间再校准在不同空间中的表现取决于适应空间与适应客体的联合或独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