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边界信息在句中的分布

用经过删除的语音歧义句作材料,研究了词边界信息在句中的分布。结果说明,在歧义句中歧义音节是最重要的切分线索;向歧义音节的前后过渡也对词切分有贡献;歧义音节和过渡以外的部分在一定条件下对切分有帮助。     

电子地图汉字大小辨认阈限和合理字间距

本研究由三个实验组成,探讨电子地图中汉字呈现的辨认闽限和合理字间距（信息载负量）问题。实验一采用恒定刺激法测定电子地图中汉字的辨认闽限,结果显示,汉字复杂度和背景的复杂度都影响地图汉字识别,且不存在交互作用;宋体汉字的平均辨认阈限为7．0771’。实验二运用调整法测得在电子地图中宋体汉字的舒适阈限（能识别每个笔画的汉字辨认阈限）为16．6951’。实验三以视觉搜索方法研究字间距（体现在电子地图中单位面积字数）与搜索效率的关系,结果显示,每个汉字平均耗费的搜索时间随着字数增加而减少,说明字数越多,搜索效率越高。     

风险偏好预测中的性别差异和框架效应

11 8名大学生被试在得益和损失两种任务框架下对自己、其他男性和女性的风险偏好进行了预测。结果发现 ,被试在损失框架下对各类对象风险偏好的预测均高于得益框架 ,且都高估了男性的风险偏好 ,低估了女性的风险偏好。在损失框架下 ,女性被试对各类对象的风险偏好预测高于男性的预测。研究认为 ,性别原型知识、任务框架和即时情绪共同影响被试的风险偏好预测。     

人际关系适应特征的情境评价方法研究

本研究运用情境评价法对人际关系适应特征进行了实验研究 ,结果表明 :1以 Schutz提出的人际关系六因素为评价标准 ,采用情境评价法比问卷形式能更有效地揭示人际适应特征 ;2在情境评价中 ,以合作为主的情境设置比以竞争为主的情境设置更利于反映出人际适应特征 ;3情境评价采用定向、组织、交流和问题解决等阶段的过程设计符合情境评价的实际进程 ,有助于分阶段展开被试的行为特征 ,提高情境评价的可控性和准确性。     

道德领导与员工建言：一个调节-中介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近年来, 研究者就如何激发员工公开讲出自己的观点、意见和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其中, 道德领导对员工建言的效应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的关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调节-中介模型以探讨道德领导影响员工建言的中介心理机制及其边界条件。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本文分别提出两种不同的中介变量-- 责任知觉和心理安全感-- 来解释道德领导与员工建言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进一步假设权力距离会正向调节变量之间的间接关系。通过对某一零售企业239名员工的两阶段调查, 我们对以上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 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本研究的理论预期。本研究的发现有利于我们了解道德领导影响建言行为的心理机制, 指导管理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以期有效地管理企业中的员工建言行为。     

成人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表现

考察成人在错误信念(FB)任务上是否存在"知识偏差"效应。实验1重复Birch等的实验程序并未得到与之一致的结果,成人在FB任务上的表现不理想,且无"知识偏差"效应存在。实验2排除琴盒位置及颜色的突出性影响后,结果与实验1相似。成人在FB任务上的不佳表现与成人具有心理理论的事实相悖,说明把通过FB任务作为衡量心理理论的唯一评定标准有待商榷。     

青少年精神障碍者日常生活实践的失序与重塑

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分析视角,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深描曾患精神障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实践,发现他们要面对生活的失序,包括带病生活日常化、家庭系统受损和社会失能与污名等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困境叠加,揭示了对精神障碍群体的排斥从制度文化延伸到了日常生活。同时,精神障碍青少年通过个体的韧性坚持、家庭关怀保护、社会链接赋能等策略“正常化”生命历程,实现主体性重塑。最后提出利用自我决定、社会关系协调等优势视角帮助青少年精神障碍者重整日常生活实践。

     

病人临终决策中的自主问题辨析

自主在医学伦理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临终决策中,必须对病人自主从主体自主和行为自主两个维度加以区分,并强调缺乏内外部约束的重要性,尽管内部约束对病人自主影响巨大,但它并不会破坏临终决策的行为自主。在回顾两种反对将行为自主作为理解临终决策手段的意见基础上,应当实现行为自主的标准从完全自主向充分自主的转变,充分自主的优势在于它对各种医疗环境和背景条件所表现出的适应性。根据这一标准,诸如临终病人的死亡选择并不需要完全自主,充分自主即可。

     

患者决策能力与风险相关标准

患者决策能力对于患者享有临床知情同意权具有重要意义。风险相关标准主张决策所需的能力水平应该根据决策的结果来调整,单一的决策能力标准是不够的。决策结果带来的风险越大,能力水平要求越高,反之则可以要求较低的能力水平。该主张的伦理本质是不合理家长主义,并且,它意味着对同一决策任务,个体可能只有同意的能力而没有拒绝的能力,因而在经验上也站不住脚。患者决策能力标准仅应根据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和难易程度视该决策特性来决定,而独立于患者实际决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