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家庭父母偏爱的特点及其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

对1655名来自二孩家庭的青少年进行调查,以考察二孩家庭中父母偏爱的特点及其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结果发现：（1）父母偏爱水平较低,且父亲偏爱和母亲偏爱不存在显著差异。（2）父母偏爱存在性别和出生次序差异,男孩报告父母更偏爱自己,女孩报告父母更偏爱同胞;头胎子女报告父亲更偏爱自己,母亲更偏爱同胞,二胎子女则相反。（3）父母偏爱对青少年抑郁有显著影响,且为U型曲线关系,即当父母偏爱同胞或中高程度偏爱自己时,青少年抑郁水平均较高;当父母较低程度偏爱自己时,青少年抑郁水平最低。说明二孩家庭中不存在严重的父母偏爱,但父母偏爱会对青少年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肿瘤心理学的学科建构钩玄——兼论肿瘤患者心理支持要点

心理问题对肿瘤的发生、治疗和预后产生重要影响,相关研究已经提示了大量证据,受到人们广泛的重视。本文笔者阐述了肿瘤心理学学科构建的必要性及意义;提出了肿瘤患者发病前心理因素的作用方式(慢性应激和触发作用)、发病后的最主要心理特征(安全感缺失)、心理支持的核心目标(帮助患者重获安全感);强调此时给予心理支持类似于是亟需修补的"短板";并引入了笔者实践和理论总结基础上形成的肿瘤患者心理支持的操作方法。     

肿瘤心理学的学科建构钩玄——兼论肿瘤患者心理支持要点

心理问题对肿瘤的发生、治疗和预后产生重要影响,相关研究已经提示了大量证据,受到人们广泛的重视.本文笔者阐述了肿瘤心理学学科构建的必要性及意义;提出了肿瘤患者发病前心理因素的作用方式(慢性应激和触发作用)、发病后的最主要心理特征(安全感缺失)、心理支持的核心目标(帮助患者重获安全感);强调此时给予心理支持类似于是亟需修补的“短板”;并引入了笔者实践和理论总结基础上形成的肿瘤患者心理支持的操作方法.     

传统医药文化的附魅、祛魅与返魅

传统医药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以"附魅"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巫术和"拜祖师"是其神秘化的主要手段。"附魅"缔造了权威,维护了受业者的既得利益,并为执业人员带来便利。近代科学以其精确性和实证性为传统医药文化的"祛魅"提供了契机。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传统医药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返魅"现象。     

ART伦理督导的实践与评价

在生殖中心(医院)中,将伦理原则的学习与技术规范的掌握相结合,将伦理学评价与员工的奖惩机制相结合,将伦理学研究与管理骨干的培养相结合,将伦理原则的贯彻与工作总结相结合;发挥医学伦理委员会监督的权威作用,重视群众监督手段的督促作用,借助国家行政督导机构和行业法规的震慑作用,是ART增强道德约束能力的有效机制。     

抑郁个体对社会反馈的加工：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抑郁症伴随着严重的社会功能障碍。本文以“社会反馈”这一重要社会性信息为切入点,综述了抑郁症患者及抑郁倾向人群对社会反馈的体验、期待及情绪调节障碍的研究现状,发现抑郁个体对社会奖赏存在快感缺失,对社会排斥、社会拒绝等负性反馈表现出过敏化,对社会奖赏的期待降低,且可能存在情绪调节困难。目前此领域存在社会与非社会反馈神经机制的异同不清楚、异常脑区与社会反馈加工障碍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以及无法排除抑郁症患者和抑郁倾向人群存在不同社会反馈加工模式的可能性等问题。     

从古今医学观论昼寝与身心健康

昼寝,最早出自于《论语》的“宰予昼寝”,谓当昼而寐,即意为日间小憩。中医学非常肯定睡眠的作用, 昼寝的传统中医理论包括阴阳睡眠学说、营卫睡眠学说和神主睡眠学说。结合目前的研究证据从心理和生理两方面概述了昼寝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昼寝在心理层面能改善主观的困倦和疲劳程度,还能改善认知能力和记忆能力,提高注意力、警觉性。在生理层面,昼寝与否及昼寝时长与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患病风险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昼寝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存在两面性,应根据身体状态、作息习惯等因人制宜。

     

医患双方“集体无意识”现象的剖析及破解对策——从追求“最优解”,到争取“满意解”

分析了医疗领域积极诊查、过度治疗等问题,认为这是医患双方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其表现众多,驱动因素复杂,在肿瘤领域问题尤为严重,表现在过度追求筛查,热衷于创伤性治疗,习惯于滥用靶向药等最新治疗,且只追求最优结局。集体无意识的促成因素众多,包括对健康及生命的注重,科学主义的盛行,认为医学就是纯粹的科学,凡科学总有解决的办法,且完美主义作祟等思潮,都是背后的思想理路。最后提出,破解方法之一是倡导用争取“满意解”来替代追求“最优解”,很多情况下,应推广“够好了就可以了”的决策思维。     

数字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的理论争议和研究证据

采用系统综述的方法对数字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的不同关系类型做了详细梳理并总结了争议的原因。结果发现,目前理论上的争议可归纳为四大类：负相关、正相关、不相关以及U形关系。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数字媒体的使用性质、心理健康的内涵、研究的取向和设计形式以及被试群体有关。该结果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数字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的研究动态并批判性地看待既有研究结果。未来应将数字媒体使用做精细化区分并加强实验研究准确揭示因果关系,以便厘清该领域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