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产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

同资本主义总危机对比起来,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是分外明显的,这种发展不能不影响现代资产阶级的宣传,迫使它寻找同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新工具。近来,社会主义的敌人提出的“民族共产主义”口号,就是这种新的思想工具之一。在这个口号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货色呢? 1.“民族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形式之一所谓“民族共产主义”号召每个民族按自己的方式,给自己建立“本民族的”社会主义,     

关于“哲学史”一书中东方哲学史若干问题的说明

这是今年二月二十八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会议上的一篇报告。因为它涉及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问题,以及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的地位问题,值得我们参考。经商得作者的同意,发表在这里。     

实証哲学教程

第一課的內容是在清楚地陈述教程的目的,即是确切地說明提綱中所列的自然哲学中的各基本部門將是在怎样的精神之下加以論列的。毫無疑問,在未把各部份先后闡述清楚之前,自無从对这个教程的性質予以全盤的估价,获得一个确定的看法。在未加說明之前,对范圍極为广泛的思想体系加以定义,都經常具有这样的缺点。一种思想体系的总論     

质量是物质的量的度量

在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广泛流传着的对质量的唯心主义观点作斗争中,苏维埃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做了很多工作。这些观点的本质在于:从物理学中完全摒弃物质概念,并且把质量(描述物质的表现的量)溶合到相互作用着的物体的加速度关系中,或者把它看作表述能量的方法之一。这些企图的反动性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们把物质归结为运动。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不打算批判这些已被驳倒的观点,我们将探讨那些在我们书籍中流行的关于质量的概念,这些书籍的著者把质量看作是物质的性质。首先要指出,质量是一切被研究的物质形态所固有的,这就是说,不能把它认为是某     

洛克的认识论原理

研究和概括人类认识的起源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有它自己的历史的,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科学认识论的范畴固定下来了,关于认识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的客观真正知识积聚起来了。说到这一方面,我们考察一下过去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观点,是很有教益的,他以明晰的形式表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几个基本原     

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创造作用

最近几十年来世界上所起的深刻变化显著地证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由于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资本主义阵线破天荒第一次被冲破了。在与资本主义顽强的斗争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了,并且无比地巩固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苏联在这次大战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在苏联人民兄弟般的援助下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包括大约欧洲人口的一半和稍少于亚洲人口的一半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形成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代表着现代人类的领导力量,作为世界历史的先锋队     

十八世紀英国唯心主义者貝克萊和休謨

乔治·貝克萊(1684-1753)和大衛·休謨(1711-1776)是18世紀英国資产阶級反动哲学的代表人物。 資产阶級革命胜利后,資本主义在英国获得充分發展的場所,資本主义的發展为資产阶級和資产阶級化了的貴族發財致富,开辟了广闊的远景。此外,貴族还把自己的許多特权保存了下来。資本主义的發展給英国人民大众带来了新形式的更加沉重的剝削,这种新形式的剝削加深了他們的苦难,加强     

謝切諾夫著作中的若干認識論問題

伊万·米哈依洛维奇·谢切若夫不仅是作为俄罗斯生理学之父和科学的心理学奠基人而永久地载入科学史册,并且他还作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发展科学思想有极为广泛而良好的影响的一位傑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而永久地载入科学史册。早在莫斯科大学学生时代,谢切诺夫就从事于哲学的研究。他最初曾受过唯心主义     

邏輯經驗主义的科学的哲学中的几个主要爭論点及其發展

费格尔(Herbert Feigl)是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后迁居美国,1940年起任明尼苏答大学哲学教授。此文是1954年他在科学的哲学国际大会上的一篇演说的修正和扩大稿。载《明尼苏答科学的哲学研究》第一卷(明尼苏答大学出版社,1956)。他首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逻辑经验主义的历史,以及它在当前的三大趋向。然后着重讨论了科学的哲学运动中三个主要争论:第一个争论是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是否必要的问题,作者认为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区别形式科学和事实科学的基础;第二个争论是关于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问题;第三个争论是关于科学是否需要形而上学前提的问题。讨论是极其烦琐的,但从讨论中也反映出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如经验的证实,否认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等等。最后作者指出了当前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些特点:更加逻辑的、更加肯定的、更加经验的。     

《社会-經济成分》范疇及其对哲学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意义

本文专门考察“社会-经济成分”范畴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概念中的地位。作者认为,列宁把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生产成分、社会经济成分)理解为以一定生产力为其基础的、在不同程度上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此“社会生产成分”概念和“社会经济体系”概念是等同的。成分是特殊的生产关系体系。有多少种基本的生产关系类型,就有多少种基本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史上,有五种基本的生产方式,与此相对应,也有五种基本的社会-经济成分。此外,小规模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是两种特殊的社会-经济成分。在某个社会中所有的生产关系都可纳入一种成分和形成一种社会经济体系的条件下,“特殊的社会生活成分”概念就完全与“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相吻合。在氏族社会经济繁荣时期和共产主义形态存在与发展时期,只存在一种社会生产成分。除此以外,在人类社会中通常存在着好几种社会生产成分,其中有一种成分占居统治地位,起决定性作用。在一个社会中,所有的生产关系产生了一定的上层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属于社会的基础。但是,只有占统治地位的成分,才是那个具体社会的基础。在某些时代中,任何一个基本的社会生产成分都不占统治地位,都不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形态”概念就完全不适用了,而“社会-经济成分”范畴则具有特殊意义。在一定具体条件下,两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能够形成一种包含有这两种生产关系的特征的社会经济体系,如封建-奴隶制成分、封建-资本主义成分等等。目前拉丁美洲的大庄园属于封建-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