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三十五年的逻辑实证主义

赫拍特·费格尔(Herbert Feigl)是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流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但是,他却宣称:他自己一直是一个实在主义者,他一直在一些问题上同该派的其他成员有“分歧”。在这篇文章中,费格尔从实在主义的观点讨论了下面几个维也纳学派的问题: (1)他认为,维也纳学派除了承认认识的意义之外,还承认了感情的意义。维也纳学派所强调的,只是不要把认识的意义同感情的意义混同起来,也不要把形式的逻辑的意义同事实的意义混同起来。 (2)他认为,把命题的意义限制在命题的证实性上是错误的。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说法,全称命题是不能完全证实的,而特称命题是不能完全否证的,那么,既包含全称量词又包含存在量词的命题就是既不能完全证实的又不能完全否证的,因而就是无意义的。但是,既包括全称量词又包含存在量词的命题在科学中却是很多的。还有,如果把命题的意义等同于命题的证实方法,就必须把关于过去历史的命题如“西塞罗作过公开演说”,看作关于现在或将来的命题;这是荒谬的。费格尔认为:在石里克的著作中,的确有命题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这样的话;但是,石里克所说的证实,既包括直接的证实,也包括不完全的证实。费格尔认为,英国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艾耶尔在《语言、真理与逻辑》中所提出的可证实性理论是错误的。 (3)维也纳学派接受了巴克莱、休谟的传统,把一切存在都限制在直接的经验。费格尔认为,这是错误的。他认为,这就不能承认事物的独立存在和旁人的存在,这就要走到唯我论。他认为,关于事物与旁人的存在的命题,是可以通过类似推理得到的,是几率性的真命题。 (4)他认为,维也纳的哲学家三十五年来已逐渐改变了他们的观点,有些人现在已经接受了实在主义的观点。费格尔在批评维也纳学派的同时,却也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例如,他甚至认为,彻头彻尾的宗教上关于神的论断也是有事实的意义的。     

控制论与社会主义领导

〔译者说明〕这篇文章是专门讨论控制论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规划、领导和组织工作中的应用问题的。作者认为,控制论的方框开关方法、模型理论、多稳定系统理论和信息论都可以应用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规划、领导和组织工作中。从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倾向,即:企图完全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作。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作者认为,可以应用方框开关方法来简化国民经济系统的调节区间,使系统成为一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整体,而这在实践方面就意味着简化管理工作,节省费用与劳动力。第二、可以应用模型理论来模拟经济过程。经济模型有两类,一为经济的信息模型,一为经济-数学的功能模型。前一类说明劳动力、物资和金融的流动,后一类反映国民经济的一切基本功能的统一和相互作用。第三、据说,把多稳定系统理论应用到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来,就意味着作为母系统的国营联合企业给予作为子系统的各个企业以相对独立,也就是说,母系统的调节器只管母系统与它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而不管这些子系统本身的过程。第四、坚持一种已采用的调节器的结构与工作的方式方法,使调节器不随着调节区间发生的改变而改变,阻碍系统的继续发展,这是官僚主义的一种标志。官僚主义是可以用控制论来克服的。第五、作者认为,国营联合企业的领导者及其管理人员所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也是一个要求信息、组织信息通道、利用和存储信息的问题,他们应该设法去掉信息传递中叠加的干扰成分,科学地构造信息通道。     

存在主义与美国哲学生活

存在主义在美国没有真正生根。它赢得了一些热情的门徒,但是它没有产生一个像海德格尔、萨特尔或马赛尔那样有权威的哲学家。有人认为存在主义已经说完它要说的一切了。无论如何,美国的贡献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人们也曾多次尝试对这个运动作一次总的考察,并试图估计它的力量、它的弱点和它的价值。此     

波兰社会学二十年

长期以来,社会学在波兰就是一门最通俗的科学。近几年来,要求学习社会学的人数超过了社会学专业中的名额约近六倍,有些地方甚至约近十倍。五种社会学杂志都拥有广大的读者:《社会学论坛》(创刊于1930年,其间曾停过刊),《社会学研究》(创刊于1961年)、《政治社会学     

关于时间逻辑的研究

作为现代非经典逻辑分支的时间逻辑,是判断的一个公理化逻辑理论,这些判断是用命题表达的,而这些命题的真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时间逻辑的产生和形成是逻辑学发展的一个具体典范,它以新的方式丰富了逻辑学。这一对认识的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在概括总结全部科学成果和认识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按照列宁的说法,逻辑是“各种科学的经验的总结”。人类社会在探索、实践和革命性地改造周围世界及自身中,从逻辑方法的发展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经济关系的所有不同形态在实践中差不多总是表现为物的关系。生产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同物发生联系。人生活和活动在物质世界中,与他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这种同他人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物表现出来的。一些人生产产品,而另一些人则消费产品。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某一个人生产的产品被另一个人用于生产或者个人的消费的情况,正在越来越普遍。反之,每一个人消费的并不是他所生产的。一个人生产的物被另一个人所消费。物不仅应该通过生产过程,而且在进入消费之前还要通过分配和交换的过程。因此,在生产     

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大会发言选刊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中国佛教协会是全国各民族、各教派佛教徒共同的爱国组织,是团结、进步的组织。中国佛教协会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维护信徒的合法权益,贯彻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展同各国佛教界人士的友好交往,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佛教界人士同信仰其他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同呼吸共命运,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重建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以往我们过多地强调权利而忽视义务的教育使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人们只有权利而不必尽义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代人的一个代言人曾经提出一种新的、来自责任方面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指,人     

计算心理学与解释理论

我与我的朋友Z.皮利辛在饭后曾进行过一场辩论。它涉及皮利辛(Pylyshn)所提出的下述论断:“如果没有一个关于心理表征的内容同一性的精确规定的概念,那么认知心理学就是不可能的。”后来我想到,拒绝这一论断的理由直接与D.戴维森对于意义理论和心智哲学的众所周知的影响有联系,因而在皮利辛的允许和宽恕(但愿如此)下,我便决定在本文中主要阐述我反对他的论点的理由。     

为内在实在论辩护

1982年12月,美国哲学学会在东部分会年会上就我的著作《理性,真理和历史》(《Reason,Truth,and History》)举行了一次专题讨论会。H.菲尔德和G.哈曼所写的评论文章已在1982年10月号的《哲学杂志》上发表,而其中只有我所作答复的一个简短摘要。下面是我的整个答复,以前从未全文发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