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与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中国人的幸福感重视人际与集体的和谐, 重视精神的感受。这样的幸福感特点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文化中幸福观的影响。儒、道、佛三大流派各有自己独特的幸福观：儒家既承认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现实感性之乐, 又强调追求仁义的理性之乐; 道家提倡超越现实的顺应自然之乐和祸福相依的幸福观; 佛家则讲求进入涅槃和普渡众生之乐。各家在追求理想人格、追求审美的过程中, 各自发展又互相融合, 形成对中国人幸福感影响深远的三大幸福观：(1)不以个人情感为重点而代之以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集体主义幸福观; (2)幸福感与道德感、审美感相连; (3)追求理性之乐。     

论以专业照护为依托的多维安宁疗护模式

通过对安宁疗护中患者和家属的双向关怀相关概念及其需求现状进行概述,分析在传统文化影响下我国安宁疗护服务领域中医护人员专业照护的关键主导地位以及家庭照护中患者-家属双向关怀的重要补充作用,强调两者协同提高患者和家属生命质量对于实现安宁疗护“优逝”目标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国内外研究和临床实践现状,以家庭系统理论为指导,构建一种以医护专业照护为依托,将患者-家属双向关怀嵌入其中的多维协同创新安宁疗护模式,以期为实现“优逝”目标提供帮助,并为提升我国安宁疗护服务质量提供参考借鉴。

     

症状对临床决策重要性的哲学解析

症状是疾病所引起患者主观上的异常感觉或某些客观病态改变,是医师对患者进行疾病调查的起点,以症状为导向的诊疗模式更符合临床实践;充分了解患者症状,可以便捷、高效扩展医生的横向思维,而大型仪器的使用也是以症状学为基础,用来验证医生临床决策;医生最早接触的是患者的症状,因此,症状能更早提示鉴别危重患者,减少过度医疗;症状学是通向患者真实世界的途径之一,不仅能判断患者整体情况和病情转归,还是医学人文融入临床的落脚点。

     

制造疾病：工具理性的泛滥

工具理性的泛滥导致医疗的商品化和技术主体化,产生“制造疾病”的现象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概括为：其一,求“效率”过程无意中“制造疾病”;其二,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有意“制造疾病”,将科学简单地等同于数据,认为科学可以解释一切疾病,无视患者自愈的能力,将“正常”的生命现象视为疾病;其三,视人为物,为社会管理“制造疾病”。医者应将自己的工具理性,约束在为患者谋利的价值理性之下,弘扬医学人文去遏制制造疾病的恶行。

     

急危重症患者的诊治方略：技术与人文兼备

急危重症患者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医务人员往往只关注于患者的生命体征、脏器功能以及诊疗方案。因此,很容易忽略了患者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需求,会带来一系列新的临床问题及心理创伤。“早期的舒适化镇痛、最小化的镇静和最大的人文关怀”概念真正以急危重症患者为中心,站在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制高点,提出了一个整体性框架,医护结合临床实际可以最大化丰富其内涵,让患者在接受高精尖医疗技术诊治的同时,获得更全面的照护。     

情绪调节方式及其发展趋势

本研究探讨了四个年龄阶段12种具体情绪感受频率和四种情绪调节方式(评价忽视、表情抑制、评价重视、表情宣泄)使用频率及其发展趋势.334名初中、高中、大学本科、成年被试填写了本研究的具体情绪量表(DES-IV)和情绪调节方式问卷.结果表明(1)四个年龄阶段在12种具体情绪感受频率的顺序上基本一致,快乐和兴趣较多,内疚和羞愧较多.(2)正情绪调节以重视和宣泄为主,负情绪以忽视和抑制为主.原因调节多于反应调节.(3)成年之后,惊奇、羞愧、厌恶、悲伤、内疚有下降的发展趋势,负情绪的忽视和抑制、正情绪抑制也有增强的发展趋势.(4)情绪和情绪调节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本文对社会文化因素在发展趋势和性别差异中的可能影响进行了初步讨论.     

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两类取向

随着行为主义衰落和生物学技术发展,长期遭受“冷遇”的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近些年成为颇受关注的领域,并由数量遗传学取向发展到分子遗传学取向.数量遗传学取向主张运用双生子研究、收养研究等设计来估计群体中遗传因素对人格表现型方差的贡献率,在人格特质、人格障碍、态度与偏好等人格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分子遗传学取向主张在DNA水平上用基因测定方法研究特定基因对人格表现型的影响效应,着重从多巴胺、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三种神经递质路径考察了基因与人格的关系.未来研究要强调在数量遗传设计中加入对特定基因型的直接测量,注重多学科和多范式的有效整合,扩大对健康人群积极人格品质的研究,加强基因对人格的深层作用机制研究和分子医学层面的人格干预研究.     

广州博济医院的经费来源研究（1858年～1926年）

博济医院能够在中国生存一百多年,除了拥有高效、合理且专业化的管理制度作为支撑外,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也是重要原因。其经费来源主要有:会员费、社会赞助、海外募集、售卖教材、学生学费、医疗收费、病房出租、股票收入等。随着洋行赞助减少及博济医院和乡村诊所规模的扩大,医院维持日益艰难,扩大医疗收费项目、主动吸纳本土资本以及减少赞助穷人比例,成为20世纪后医院运作的特点。与此同时,博济医院逐渐从一间传统的慈善医院转变成一所商业化运作兼行慈善医疗的私立医院。     

从李泽厚的体用观看中医药学的现代化

实现中医药学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传统深厚的中医学融入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的中医现代化研究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却似乎仍然在中医体系的门前徘徊,难于深入其内在实质。对问题原因的探寻往往需要突破旧观念的哲学反思。中医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借助李泽厚对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体用的思考,有助于理解中医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明确现代中医的发展应以现代化为体,而关键在于体如何更好地结合中医实际应用后,许多疑问也随之涣然冰释。借由中医的现代化之路,整个人类医学体系的演进也增益了新的可能。

     

社会行为的效价信息对注意捕获的影响：基于帮助和阻碍行为的探讨

采用学习-测验两任务范式,通过3项实验探讨了社会行为的效价信息对注意捕获的影响。在学习阶段,被试观看具有积极效价的帮助行为(某智能体帮助另一智能体爬山)和消极效价的阻碍行为(某智能体阻碍另一智能体爬山),以及与各自运动特性匹配的无社会交互行为,其目的为建立不同智能体颜色与社会行为效价信息的联结关系。在测验阶段,则分别检验社会行为中的施动方(帮助者和阻碍者)颜色和受动方(被帮助者和被阻碍者)颜色的注意捕获效应。结果发现,消极社会行为中施动方颜色和受动方颜色均更容易捕获注意,而积极社会行为效价信息并没有改变联结特征值的注意捕获效应;且相比于受动方,与消极社会行为效价建立联结的施动方颜色的注意捕获效应更强。该结果提示,存在消极社会行为效价驱动的注意捕获,且消极的效价信息与卷入社会行为所有个体的特征建立联结,但该联结中施动方物理特征具有更高的注意优先性。这一发现暗示,声誉信息与对社会交互行为的整体表征可能综合作用于对社会交互事件的注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