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柱侧弯手术治疗进展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脊柱侧弯的治疗方法也在不断的进步。针对其治疗方法的改变,提出以下思考和分析：（1）脊柱侧弯的治疗方法遵循着螺旋式上升,曲折式前进的发展过程;（2）运用适度原则和最优化原则,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3）运用运动发展的眼光即动态性原则来观察和解决脊柱侧弯手术治疗中存在的问题。     

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预防性置入下腔静脉滤器的临床决策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患者,预防性置入下腔静脉滤器,可有效预防致命性肺栓塞。但致命性肺栓塞的发生率低,滤器置入是侵入性手术,术后需长期抗凝。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是否常规置入滤器,临床上仍存在争议。本文对目前我国下腔静脉滤器置入现状进行分析,提出除一些特殊情况外,滤器置入不应作为一种常规,为临床决策提供参考。     

肝脾CT值分析在非酒精性脂肪肝诊断中的应用

探讨肝脾CT值分析在非酒精性脂肪肝中诊断及严重程度的关系。对163例临床明确诊断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分别根据肝脏cT值、肝脾CT值比值及肝脾CT值差值进行分组。结果三种评价方法对重度非酒精性脂肪肝均有较高的灵敏度及特异度,轻度非酒精性脂肪肝样本中出现28例肝脾CT比值〉1,肝脾值差值与肝脾CT值比值在对脂肪肝严重程度...     

围手术期血糖控制

糖尿病患者围手术期血糖控制是临床糖尿病处理的一大难题,围手术期血糖控制状况对术后病死率及感染等并发症有重要影响.良好的血糖控制可以改善患者预后,但严格控制血糖也会增加低血糖和多项不良事件发生的风险.目前时围手术期血糖控制的目标尚无统一标准,缺乏充分的前瞻性对比研究和循证证据.本文作者对近几年关于围手术期血糖控制相关文献综合整理,结合相关临床经验,就围手术期血糖控制进行探讨.     

医疗人工智能产品研发的伦理审查与法律考量

国内医疗人工智能研究日益增多,具有多学科合作,并以数据驱动的特点。走访深圳开展健康领域人工智能研发的企业、医疗机构以及研究机构的开发者,了解到存在监管不足、数据收集及处理过程欠缺标准化、责任不清等挑战。并且,面临应该如何遵循医学科研伦理审查原则,如何合法合规收集、利用、共享数据并界定责任等问题。从医院进行伦理审查实践层面探讨医疗人工智能的研究价值、科学有效性、风险受益等的审查要点;医疗人工智能研究的法律考量主要包括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的边界,以及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     

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

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之一,不公平感及其相关决策则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该领域的研究一般采用最后通牒博弈或其变式展开。大量脑成像研究探查了关于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尤其集中探讨了最后通牒博弈的回应者对不公平提议进行反应的脑区及其对应功能。经常得到关注的脑区包括了前脑岛、前扣带皮层、背外侧前额叶、内侧前额叶、杏仁核和颞顶交界等。对特殊人群的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检验或澄清上述重要脑区及脑网络在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也阐释特殊人群的社会认知功能的特点。近年来,相当数量的研究关注了不同情境因素(包括分配方案相关因素和社会情境相关因素)调制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过程,并讨论其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未来的研究更应利用多模态数据分析方法,同时结合基因和激素层面的研究,以期深入对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心理和生理机制的理解。     

具体情绪对个体建议采纳的影响

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不同评价倾向的情绪对个体建议采纳的影响。实验1采用视频片段诱发被试的恐惧和愤怒情绪,实验2则采用视频片段诱发悲伤和厌恶情绪,根据JAS范式,两个实验均采用硬币估计任务来衡量建议采纳程度。结果表明:(1)不同情绪对建议采纳程度的影响不同,恐惧情绪状态下被试的建议采纳程度要高于愤怒情绪和中性情绪状态下的被试;(2)与厌恶情绪和中性情绪状态下被试相比,悲伤情绪状态下的被试有更多的建议采纳行为。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情绪的评价倾向理论。     

科技伦理责任功效探微

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引发了社会对于科技伦理责任的关注。本文主要对科技伦理责任功效问题进行探讨,指出科技伦理责任能够提供科技进步的精神动力,引导科技行为的道德选择,影响科技主体的价值信念。同时,分析了科技伦理责任功效的实现基础,即观念、态度、动力和控制四大系统。     

眼动分析法在学前儿童认知研究中的应用

眼动分析法是心理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对于研究儿童的认知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介绍了眼动记录的原理、眼动指标,并对该方法在研究学前儿童的图画观看、图文阅读、视觉搜索等领域的应用进行了评介。最后,对眼动分析法在学前儿童认知研究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系统合理信念反映了人们的系统支持态度,即对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性的感知,以及相应的支持和维护社会系统的态度。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等自利取向的理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不利于低地位者维护自我及内群体利益,因此会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另一方面,系统合理化理论却提出,在不平等更极端（而非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反而更可能合理化不平等,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实证研究中,两种观点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同时也面临很多质疑。 面对上述分歧,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即“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该模型认为,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解释了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关系的“全貌”。因此,理论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不平等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在于分析不平等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 第一,在认知基础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不平等“量”的程度及其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该模型认为还应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及其不同效应,即关注低地位者对不平等的认知过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损害低地位者个人或群体的现实利益,构成一种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的信念相冲突,构成一种象征威胁。 第二,在动机基础方面,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分别使其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且两种动机彼此冲突;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对立视角考察两种动机,或是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两种动机是并存的,相互之间并非全或无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什么影响二者孰强孰弱,又是什么决定了何者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区分不平等“质”的差异是厘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换言之,不同动机为低地位者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动力,而何种动机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进行认知。具体而言,当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时,更可能激活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进而抑制其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而当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时,更可能激活其系统合理化动机（进而抑制其自利动机）,继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 “双路径模型”通过分析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认知基础,进而厘清不同动机的作用,将以往研究中看似矛盾的结论整合于一,为理解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解释两种理论的“分歧”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