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模型在家庭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关系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至家庭研究领域,并在多种家庭关系的研究中加以应用和拓展.在该领域中,社会关系模型主要采用循环设计,将变异分解为个体水平、关系水平和家庭水平的效应,也可以分析个体水平和关系水平的互惠效应,代际内部和代际之间的互惠效应,以及家庭成员的相似性等问题;其数据分析的方法主要有单个家庭效应值的计算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两种.今后的研究可以在体现家庭关系的复杂性、三人家庭数据的处理、各效应的外部效度指标以及缺失值的处理等方面进行拓展.     

n-3系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对抑郁症的影响及其机制

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表明,n-3系多元不饱和脂肪酸(n-3PUFA)与抑郁症之间存在联系,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和二十碳五烯酸(EPA)可能具有预防和治疗抑郁症的作用.回顾国内外关于n-3PUFA与抑郁症之间存在的负性关系的研究并介绍其主要的研究结果和现状,解释n-3PUFA引起的抗抑郁效果可能涉及的神经机制,包括神经传递、葡萄糖的新陈代谢、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5-羟色胺(5-HT)以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水平、还有神经元的凋亡等的变化.并且总结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使用的n-3PUFA种类和剂量问题,DHA或EPA是否对于不同种类的抑郁症均有效,单独作用还是共同作用才能引起抗抑郁效果等等,n-3PUFA对抑郁症病理机制的具体影响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两类取向

随着行为主义衰落和生物学技术发展,长期遭受“冷遇”的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近些年成为颇受关注的领域,并由数量遗传学取向发展到分子遗传学取向.数量遗传学取向主张运用双生子研究、收养研究等设计来估计群体中遗传因素对人格表现型方差的贡献率,在人格特质、人格障碍、态度与偏好等人格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分子遗传学取向主张在DNA水平上用基因测定方法研究特定基因对人格表现型的影响效应,着重从多巴胺、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三种神经递质路径考察了基因与人格的关系.未来研究要强调在数量遗传设计中加入对特定基因型的直接测量,注重多学科和多范式的有效整合,扩大对健康人群积极人格品质的研究,加强基因对人格的深层作用机制研究和分子医学层面的人格干预研究.     

控制还是适应:次级控制研究的两种取向

次级控制是人在控制动机受威胁时的一种应对策略,它最初被定义为个体试图适应世界,顺应形势的过程.该概念在发展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解释,产生了所谓控制取向与适应取向的分歧.这两种取向在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的关系,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关系,以及次级控制的跨文化一致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近年来补偿性控制模型与健康领域的次级控制研究分别在概念上和功能上提供了整合两取向的可能性.未来研究应致力于进一步整合两取向的定义,扩展其研究的视野,并通过更多地使用实验法,来加强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具体情绪对个体建议采纳的影响

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不同评价倾向的情绪对个体建议采纳的影响.实验1采用视频片段诱发被试的恐惧和愤怒情绪,实验2则采用视频片段诱发悲伤和厌恶情绪,根据JAS范式,两个实验均采用硬币估计任务来衡量建议采纳程度.结果 表明:(1)不同情绪对建议采纳程度的影响不同,恐惧情绪状态下被试的建议采纳程度要高于愤怒情绪和中性情绪状态下的...     

奖励影响注意选择的认知加工机制

奖励不仅能够塑造行为, 也能影响个体的内部心理过程。在注意选择过程中, 与奖励联结的刺激能够吸引注意资源。当目标刺激与奖励联结时, 能够易化注意选择过程; 当分心刺激与奖励联结时, 能够阻碍注意选择过程。可见, 奖励从不同角度对注意选择产生影响。奖励对注意选择的影响可能有其特有的认知机制, 并且奖励对注意的捕获效应受到许多因素的调节, 如奖励预测、工作记忆容量、人格特质及刺激的新异性。未来的研究应该尝试将奖励影响注意选择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不良注意偏向临床干预的实践领域。     

威胁敏感性的概念和测量：生理和认知两种取向

对威胁敏感是人类在应对外部环境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生存技能。威胁敏感性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取向：生理取向以敏感性强化理论为基础, 将行为抑制系统的敏感性界定为威胁敏感性, 量化为个体应对威胁时的生理、情绪和行为反应水平; 认知取向以信息加工的认知风格理论为基础, 将个体在对威胁信息加工过程中的敏感性偏向定义为威胁警觉, 量化为威胁刺激呈现前后的预期水平和探测水平。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整合和界定威胁敏感性的概念内涵, 验证各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 拓展不同种类威胁敏感性的研究方法。     

工作重塑：获得意义性工作与个人成长的新途径

工作重塑是组织行为学中新近出现的一个热点话题,是指员工通过自己对工作进行重新建构来形塑自己的工作认同以及工作角色,其核心目的就是员工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再设计以获得较高的工作意义感、工作投入以及工作满意度等,进而快乐地工作。在系统梳理有关工作重塑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工作重塑概念的解读、工作重塑的方式与方法、工作重塑的预测因素、工作重塑对个体与组织的影响以及工作重塑的培养策略等方面进行了综述,以便人们更深入地体会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最后,该文指出未来工作重塑的研究应继续注重理论建构的丰富与完善、关注工作重塑的个体与群体差异性以及深化工作重塑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研究。     

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

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之一,不公平感及其相关决策则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该领域的研究一般采用最后通牒博弈或其变式展开。大量脑成像研究探查了关于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尤其集中探讨了最后通牒博弈的回应者对不公平提议进行反应的脑区及其对应功能。经常得到关注的脑区包括了前脑岛、前扣带皮层、背外侧前额叶、内侧前额叶、杏仁核和颞顶交界等。对特殊人群的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检验或澄清上述重要脑区及脑网络在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也阐释特殊人群的社会认知功能的特点。近年来,相当数量的研究关注了不同情境因素(包括分配方案相关因素和社会情境相关因素)调制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过程,并讨论其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未来的研究更应利用多模态数据分析方法,同时结合基因和激素层面的研究,以期深入对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心理和生理机制的理解。     

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职业生涯探索与职业成熟度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生涯发展理论探讨了主动性人格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以及职业生涯探索与职业成熟度的中介效应。以接受了专业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为主试,采用主动性人格量表、职业生涯探索量表、职业成熟度量表和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量表对647名大学生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主动性人格影响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路径有四条,(1)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具有直接负向预测作用;(2)职业生涯探索在主动性人格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之间起中介作用;(3)职业成熟度在主动性人格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之间起中介作用;(4)职业生涯探索和职业成熟度在主动性人格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因此,主动性人格不仅会直接影响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还会通过职业生涯探索与职业成熟度间接影响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