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两类取向

随着行为主义衰落和生物学技术发展,长期遭受“冷遇”的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近些年成为颇受关注的领域,并由数量遗传学取向发展到分子遗传学取向.数量遗传学取向主张运用双生子研究、收养研究等设计来估计群体中遗传因素对人格表现型方差的贡献率,在人格特质、人格障碍、态度与偏好等人格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分子遗传学取向主张在DNA水平上用基因测定方法研究特定基因对人格表现型的影响效应,着重从多巴胺、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三种神经递质路径考察了基因与人格的关系.未来研究要强调在数量遗传设计中加入对特定基因型的直接测量,注重多学科和多范式的有效整合,扩大对健康人群积极人格品质的研究,加强基因对人格的深层作用机制研究和分子医学层面的人格干预研究.     

无意识目标：激活与追求

目标自动激活模型认为,目标是行为满意状态或结果在个体头脑中的表征,它能够通过相关情境自动激活。无意识目标的激活方式有语义激活、工具激活和人际激活。无意识目标追求与有意识目标追求在目标实现、目标投射和动机特征方面相似,但其行为产生机制有所不同。未来研究应该对无意识目标的机制及其具体应用进行深入的探讨     

“乐”——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与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

中国人的幸福感重视人际与集体的和谐, 重视精神的感受。这样的幸福感特点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文化中幸福观的影响。儒、道、佛三大流派各有自己独特的幸福观：儒家既承认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现实感性之乐, 又强调追求仁义的理性之乐; 道家提倡超越现实的顺应自然之乐和祸福相依的幸福观; 佛家则讲求进入涅槃和普渡众生之乐。各家在追求理想人格、追求审美的过程中, 各自发展又互相融合, 形成对中国人幸福感影响深远的三大幸福观：(1)不以个人情感为重点而代之以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集体主义幸福观; (2)幸福感与道德感、审美感相连; (3)追求理性之乐。     

社会行为的效价信息对注意捕获的影响：基于帮助和阻碍行为的探讨

采用学习-测验两任务范式,通过3项实验探讨了社会行为的效价信息对注意捕获的影响。在学习阶段,被试观看具有积极效价的帮助行为(某智能体帮助另一智能体爬山)和消极效价的阻碍行为(某智能体阻碍另一智能体爬山),以及与各自运动特性匹配的无社会交互行为,其目的为建立不同智能体颜色与社会行为效价信息的联结关系。在测验阶段,则分别检验社会行为中的施动方(帮助者和阻碍者)颜色和受动方(被帮助者和被阻碍者)颜色的注意捕获效应。结果发现,消极社会行为中施动方颜色和受动方颜色均更容易捕获注意,而积极社会行为效价信息并没有改变联结特征值的注意捕获效应;且相比于受动方,与消极社会行为效价建立联结的施动方颜色的注意捕获效应更强。该结果提示,存在消极社会行为效价驱动的注意捕获,且消极的效价信息与卷入社会行为所有个体的特征建立联结,但该联结中施动方物理特征具有更高的注意优先性。这一发现暗示,声誉信息与对社会交互行为的整体表征可能综合作用于对社会交互事件的注意选择。     

急危重症患者的诊治方略：技术与人文兼备

急危重症患者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医务人员往往只关注于患者的生命体征、脏器功能以及诊疗方案。因此,很容易忽略了患者精神和心理层面的需求,会带来一系列新的临床问题及心理创伤。“早期的舒适化镇痛、最小化的镇静和最大的人文关怀”概念真正以急危重症患者为中心,站在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制高点,提出了一个整体性框架,医护结合临床实际可以最大化丰富其内涵,让患者在接受高精尖医疗技术诊治的同时,获得更全面的照护。     

基于叙事医学的人文医学实践教学体系建构——以《温暖的医学》课程为例

叙事医学强调叙事能力的养成从而为医学人文的落地和人文医学的实践提供路径。《温暖的医学》基于叙事医学理论,设计了覆盖“生•老•病•死”全生命周期的两层进阶式实践教学体系,将叙事医学能力培养和临床实践有机结合,在实际医疗场景中锻炼医学生运用叙事医学理念和工具,围绕“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层面开展观察和反思,并做出回应和行动。实践教学提升了医学生对医学本质的理解,促进了医疗关系中主体间性的建立及全人医学诊疗思维的形成。该课程的设计和建构在医学人文课程教学的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方面也开展了有益的探索。

     

广州博济医院的经费来源研究（1858年～1926年）

博济医院能够在中国生存一百多年,除了拥有高效、合理且专业化的管理制度作为支撑外,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也是重要原因。其经费来源主要有:会员费、社会赞助、海外募集、售卖教材、学生学费、医疗收费、病房出租、股票收入等。随着洋行赞助减少及博济医院和乡村诊所规模的扩大,医院维持日益艰难,扩大医疗收费项目、主动吸纳本土资本以及减少赞助穷人比例,成为20世纪后医院运作的特点。与此同时,博济医院逐渐从一间传统的慈善医院转变成一所商业化运作兼行慈善医疗的私立医院。     

知觉负载影响注意选择和冲突解决的系列效应

研究考察了无关侧抑制项引起的侧抑制效应如何受到当前试次知觉负载和先前试次知觉负载与目标?侧抑制项关系的交互影响。被试在视觉搜索集中搜索目标朝向刺激(水平或竖直朝向)并作辨别反应, 非目标项在低负载条件下彼此朝向一致, 在高负载条件下彼此朝向不一致。在搜索集的左侧或右侧存在一个与当前目标一致或不一致的无关侧抑制项(flanker)。结果发现, 整体上, 在当前试次低负载条件下会产生较大的干扰效应, 而在当前试次高负载下无干扰效应。此外, 先前试次(trial n-1)为高负载条件时, 当前试次(trial n)出现了典型的知觉负载效应, 即低负载条件干扰效应较大, 高负载条件无干扰效应。但是, 先前试次为低负载条件时, 当前试次的干扰效应大小受到先前试次冲突解决状态的影响。先前试次为低负载条件且目标?无关侧抑制项不一致时, 下一试次低负载条件的侧抑制效应显著减小, 与高负载条件没有差异; 反之, 先前试次为低负载且目标?侧抑制项一致条件时, 下一试次低负载条件的侧抑制效应显著增大。先前试次为低负载条件时, 完成了知觉加工的侧抑制项或者引发了冲突效应(不一致条件), 或者促进了对目标的反应(一致条件), 造成不同的注意选择和冲突解决状态, 显著影响了下一试次的行为表现。这说明, 注意选择与冲突控制过程是动态变化的, 除了受到当前试次知觉负载的影响, 也受到先前试次注意选择和冲突解决状态的调节。     

作弊为什么会传染?社会损失和作弊态度的中介作用

为了解释考试作弊的"传染"现象,研究探讨大学考试情境中他人作弊对观察者将来作弊意向的效应,假设他人作弊通过社会损失和作弊态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对观察者将来作弊意向产生效应。研究采用他人作弊问卷、社会损失问卷、作弊态度问卷、将来作弊意向问卷,对765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在控制了性别、年级、第一次作弊的时间和经常作弊的开始时间之后,研究发现：（1）他人作弊正向预测观察者将来作弊意向;（2）社会损失在他人作弊和观察者将来作弊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3）社会损失与作弊态度在他人作弊与观察者将来作弊意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研究为理解考试作弊的"传染"现象及其内在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     

自觉作"研究型"的临床医学家——幽门螺杆菌研究获奖的启迪

沃伦和马歇尔关于发现幽门螺杆菌的出色研究,为临床医师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学习、借鉴的宝贵案例.他们经历平凡,研究执着;打破教条,挑战权威;面对抵制,甘耐寂寞;争取支持,善于合作……体现了从事临床医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学术品质.临床医师们应该以他们为榜样,自觉作"研究型"的临床医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