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解决中国医患纠纷的可行性分析:医患双方的调查

目前我国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是行政和司法为主的机制。有无更科学、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通过调查和理论分析,认为ADR应该成为我国解决医患纠纷的主要机制。协商是医生和患者最愿意采取的方式,仲裁和调解也是可行的,应该是我国医疗事故处理的有效补充。     

肺癌早期综合诊疗思考

通过分析目前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徘徊在10%,这一现实问题,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和思考。今后肺癌治疗发展方向将是完善个体化、多学科早期综合治疗模式;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开展肺癌早期诊断,对肺癌高危人群开展大规模普查;开展靶向性、高效低毒、抗耐药性的肺癌治疗药物研究,进行肺癌逆转的分子干预治疗和分子阻断治疗,要用早期综合地手段诊疗肺癌。     

严重脓毒症——评价指标带给我们的启示

目前,严重脓毒症的诊断指标已对脓毒症导致的临床情况作出较好的诠释,进一步寻找相关的指标将更有助于临床判断。我们评价了血流动力学和组织灌注参数,免疫紊乱、凝血障碍的相关参数以及前降钙素等指标在临床上的价值。目前所采用的一些指标确实有助于严重脓毒症的诊断,但是,我们需要更特异的指标来指导临床工作。     

严重脓毒症——评价指标带给我们的启示

目前,严重脓毒症的诊断指标已对脓毒症导致的临床情况作出较好的诠释,进一步寻找相关的指标将更有助于临床判断.我们评价了血流动力学和组织灌注参数,免疫紊乱、凝血障碍的相关参数以及前降钙素等指标在临床上的价值.目前所采用的一些指标确实有助于严重脓毒症的诊断,但是,我们需要更特异的指标来指导临床工作.     

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肌萎缩侧索硬化伦理问题的思考

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是神经系统一种致死性疾病,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脐血干细胞移植为其生存带来了希望。详细论述了脐血、干细胞与伦理学,肌萎缩侧索硬化与生命伦理学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肌萎缩侧索硬化治疗中体现生命伦理学的核心精神。面对脆弱的生命,医务人员、伦理学者和管理部门应该如何为此类疾病患者生命和健康作出应尽的职责。     

自尊与心理性应激反应的关系：社会认可需求的中介作用

国外研究者认为高自尊个体的内控性高,因此其在心理性应激情境中的反应不那么强烈,而国内研究者从集体文化(中国)考虑,则认为高自尊个体的社会认可需求较高,因此在心理性应激情境中的反应更强烈.本研究采用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作为应激情境,采集41名中国大学生被试在这一情境下的客观参数(心率)作为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指标,通过问卷测量被试的自尊水平、内控性水平和社会认可需求水平,考察自尊影响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机制.结果发现被试的自尊水平与应激情境下的心率呈正相关,并且社会认可需求在自尊与心理性应激的关系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文化差异角度提出自尊预测心理性应激反应的模型可能需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来分别探讨.     

刻板印象从内容模型到系统模型的发展与应用

21世纪以来,在刻板印象研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的提出。它通过热情和能力二个维度区分对不同群体的刻板印象。新近的系统模型则将SCM与群际情绪、行为反应相结合,并凸现了道德维度,开创性地提出了群际情绪-刻板印象-行为趋向系统模型（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Map, BIAS Map）。这一系统模型是对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有意义延伸,同时二者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促进了刻板印象内群体与群体间研究的整合性,较之又增添了认知-情绪-行为与刻板印象预测之间的联结。     

学制——我国医学教育的困惑与出路

目前我国医学教育层次繁多,学制较为混乱,已成为阻碍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因素。在《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标准》及我国住院医师规划化培训均已启动和实施的背景下,医学教育国际化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均对我国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逐步统一医学教育学制,是继续深化医学教育变革的出路之一。     

美国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及启示

20世纪以来,伴随医学人文课程的发展,美国医学人文教育经历了启蒙、兴起、发展和拓展四个重要发展阶段,其医学人文教育呈现出培养目标明确,师资队伍学科背景多元,课程设置趋向综合,教育经历贯穿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教育对象比较多元,教学方法和培养途径多样,考核评价侧重能力转化与提升等发展特征与趋势,为我国医学人文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启示我国医学人文教育应该转向注重综合课程设置与复合型师资队伍培养、注重学生主体参与的以胜任力为导向的教学模式、注重拓展教育对象受益面和贯穿整个职业生涯。     

传教士视阈下的汉籍传译——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经由入华传教士的传译而进入欧洲和西方世界,实现了"中学西传"。晚清入华的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作为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英译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经典》。本文以理雅各英译《周易》为例,探讨理雅各透过传教士的视阈,在汉籍传译过程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情的理解",剖析了这种"同情的理解"所具有的多重命意及其体现出的"汉学"特征,肯定了理雅各汉籍传译的价值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