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儿童规则因果推理能力的训练研究

学前期是儿童多种推理能力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本研究(以64名3岁儿童为被试,采用Frye和Zelazo等所设计的“二进二出”装置,通过对3岁儿童的规则因果推理能力进行训练,从而探索儿童规则因果推理的内在机制。在本研究条件下,结果发现:1.年龄与训练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各年龄组儿童经过训练后,成绩的提高没有显著差异;2.规则与训练的交互效应显著,竖直规则下,儿童通过训练后提高的成绩不显著,但在交叉规则下前测后测成绩差异极其显著;3.训练效应显著,暴露因果机制,给予及时反馈和阐述规则时附加手势这些信息能促进年幼儿童对高级规则的掌握。     

Pylyshyn的索引理论：视觉表征方式的新解释

视觉索引理论是解释人类表征外部世界的一种新理论。首先回顾了索引理论的产生背景,在此基础上阐述索引理论的基本假设以及在不同范式下如多客体追踪、线条错觉运动、前概念选择和感数与计数分离研究所提供的证据。接着,简介其在特殊教育、人机交互和语言学领域的应用。最后,针对新近研究引发对索引理论基本假设的争论如前注意加工是否涉及注意资源、索引阶段对特征信息和时空信息加工的分离等,提出相关研究建议。     

元认知视角下的强迫症的特征、模型及干预

强迫症的元认知模型认为, 元认知是理解强迫症病理的关键。强迫症患者存在错误的元认知知识信念、消极的元认知体验及不恰当使用元认知策略等问题。强迫症的元认知疗法强调思维过程(如自我聚焦注意、对担忧不变的思维风格和威胁调节的注意策略等)的重要性, 而非思维的具体内容, 并在个体心理干预、团体心理干预等研究中显示出较好的疗效。未来研究应从认知神经科学等视角考查强迫症的记忆等元认知特征, 并进一步验证和修正强迫症的元认知模型。     

情绪表达抑制功能的文化差异

表达抑制是指当情绪被唤醒的时候, 有意识抑制自己的情绪表达行为。诸多研究表明表达抑制并不是一个有用且有效的策略。但不可忽视的是, 文化因素是表达抑制与结果变量关系间的一个重要调节因素。即,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 表达抑制通常发挥着较负面的作用。但在集体主义文化中, 表达抑制并非完全是一种不恰当的调节策略。这可能与文化价值观、对“面子”观点的态度以及父母的应对方式有关。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在于表达抑制在集体主义文化及不同亚文化中的作用、学业背景下表达抑制的作用及其功能的文化差异以及被试取样的多样化等方面。     

网络学习中师生交互与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关系：自主动机与学业情绪的序列中介作用

为了探索大学生在网络学习中师生交互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以及自主动机和学业情绪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使用师生交互问卷、自主动机问卷、大学生学业情绪量表、学习投入量表,对563名大学生开展调研。结果发现:网络学习中的师生交互既可以直接显著正向预测学习投入,也可通过积极情绪间接影响学习投入,还可依次通过自主动机和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学习投入,而消极情绪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师生交互能激发大学生网络学习的自主动机,让大学生体验到更多积极情绪,从而提高其学习投入水平。     

母子依恋与农村儿童焦虑的关系：HPA轴活动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考察了母子依恋与农村留守、非留守儿童焦虑的关系以及儿童的HPA轴活动（唾液皮质醇日常节律）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39名留守儿童和70名非留守儿童完成了母子依恋问卷、儿童焦虑量表和连续三天共6次（上午、下午）的唾液采集。结果发现：（1）母子依恋安全性与留守儿童焦虑的负相关程度高于非留守儿童;（2）伴随皮质醇日常变化节律的提高,母子依恋安全性对留守儿童焦虑的保护作用增强,对非留守儿童焦虑的保护作用减弱。结果表明,HPA轴活动与母子依恋安全性的交互作用模式在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存在差异性。     

医学整合:我国医改目标实现的关键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医改的方向,即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医学整合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而是在历史进程中要进一步加以强调、加以完善的过程。我国居民健康问题的应对需要医学整合。医学整合要在医学实践中体现。医学教育的改革是医学整合之根。医学整合首先是观念的整合,政策资源的整合,卫生服务组织的整合,临床与预防的整合,是一个系统工程。医学整合是医改目标实现的关键。     

提问类型对自传体记忆概括化的影响

自传体记忆概括化程度较高是抑郁症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探究降低自传体记忆概括化程度的方法以缓解抑郁症状、降低抑郁复发率是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基于此, 本研究选取344名初中生进行实验, 实验1对比了问题状态组与正常状态组被试的自传体记忆概括化程度, 结果发现, 问题状态组被试的正性、负性自传体记忆得分均显著低于正常组, 两组在中性自传体记忆得分上差异不显著; 实验2对比了问题取向提问和解决取向提问对问题状态下人们自传体记忆概括化程度的影响, 结果发现, 解决取向提问组被试无论是在正性、负性自传体记忆得分上还是在中性自传体记忆得分上均显著高于问题取向提问组和控制组, 问题取向提问组和控制组在各类自传体记忆得分上差异均不显著; 实验3进一步考察了解决取向提问对问题状态下不同归因风格者自传体记忆概括化程度的影响, 结果发现, 内归因组被试的正性、负性自传体记忆得分均显著高于外归因组, 在中性自传体记忆得分上, 两组被试间差异不显著。结论:与抑郁症等精神障碍患者类似, 遭受一般心理困扰个体的自传体记忆概括化程度也较高; 相比问题取向提问, 解决取向提问能较好地降低一般心理困扰者的自传体记忆概括化程度; 对于一般心理困扰者而言, 解决取向提问对内归因者自传体记忆概括化程度改善效果优于外归因者。综上, 解决取向提问可以作为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降低个案自传体记忆概括化程度的一种有益尝试。     

体育运动中“兴奋剂使用”的伦理思考

兴奋剂使用已经成为现代体育运动 ,特别是高水平体育运动与竞赛中最大的问题。由于兴奋剂使用的历史时期长 ,使用背景复杂 ,使用药物和技术日益高科技化 ,国际反兴奋剂使用的斗争面临许多的困难。虽然“反”和“堵”是世界体坛的主旋律 ,但也不乏建议“堵”与“疏”并举的声音。然而 ,它们都面临着伦理学的追问和反思。从兴奋剂何以进入伦理学思考的源头开始 ,寻找现代及未来体育的价值根据和行为准则 ,正视体育运动的层次性和领域分化与拓展的事实 ,人类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运用科技和伦理的双层智慧 ,超越或化解兴奋剂使用和反使用的矛盾。     

不道德传染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

不道德传染, 是指道德违法者作为传染源将消极道德品质直接传递给传染对象, 或先传递给道德中性物品, 再由此物品传递给受传染对象, 引起其情绪、认知、生理等方面变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不道德传染发生的心理机制——厌恶, 围绕不道德传染对道德心理领域(道德情绪以及道德认知过程)产生的影响进行梳理; 进而将视角拓宽到非道德层面, 如具身认知、组织管理以及人际互动, 探究其对人类社会的广泛影响。最后, 从不同文化视阈、不同个体差异、传染过程的动态神经机制及正向道德传染等方面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