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不)公正对组织报复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

组织报复行为是员工因感知组织及其代理人不公正而针对他们采取的惩罚行为, 它是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工作场所现象。总结现有综述文献, 存在缺乏系统梳理、不重视解释机制等重要问题。根据(不)公正感知类型复杂性和(不)公正感知主体两个维度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从解释机制角度出发, 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自我控制、情绪和资源理论等解释机制, 并整合不同解释机制, 同时增加对观察者视角的讨论。     

依恋如何影响领导者内隐追随特征？性别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联结主义模型,探讨了依恋对领导者内隐追随特征（IFTs）的影响以及性别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法,对323名不同行业的领导者进行调研,结果发现：（1）依恋对IFTs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不同依恋类型的领导者对员工的特征偏好存在差异,安全型青睐勤奋热情的员工,焦虑型偏好从众鲁钝的员工,回避型欣赏高效执行的员工;（3）性别在依恋与IFTs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女性领导者对员工的消极期待更容易受依恋焦虑性影响。     

治疗用抗体：思路与策略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治疗用抗体的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治疗用抗体的认识由浅入深,产生很好的思路和决策,使其更加适合治疗的需要。     

教师倦怠与自尊、心理健康和离职意向的关系

为探讨教师倦怠与自尊、心理健康和离职意向之间的关系,利用工作倦怠问卷、自尊问卷、一般健康问卷和离职意向问卷对350名教师进行施测。结果表明:(1)耗竭对自尊、心理健康和离职意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1),人格解体对自尊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1),成就感降低对自尊和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1);(2)自尊部分中介耗竭和成就感降低对心理健康的影响(p<0.01),并能完全中介人格解体对心理健康的影响(p<0.01)。     

外科手术决策过程中的情与法

越是给熟人、领导、要人做手术,出现各种手术相关问题的几率就越高。其原因主要是医生受各种情感因素的影响,降低了对医疗核心制度的执行标准,简化了术前准备,放宽了手术适应证,非理性地扩大了手术范围。解决方法:对待任何病人首先必须恪守法律和医疗规范,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与病人进行情感交流,达到医患共同自觉执行相关法律和规章,降低情感因素对手术决策的负性作用。     

外科手术决策过程中的情与法

越是给熟人、领导、要人做手术,出现各种手术相关问题的几率就越高.其原因主要是医生受各种情感因素的影响,降低了对医疗核心制度的执行标准,简化了术前准备,放宽了手术适应证,非理性地扩大了手术范围.解决方法:对待任何病人首先必须恪守法律和医疗规范,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与病人进行情感交流,达到医患共同自觉执行相关法律和规章,降低情感因素对手术决策的负性作用.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临床决策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临床上表现最复杂多变的疾病之一,其诊断、评价、患者教育、治疗及随访工作中既要遵循临床决策的共同法则,又有其特殊之处.减少误诊漏诊、正确看待和应用各种临床指南和病情评价方法以及提高诊疗水平的关键,是应用临床决策学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再分析和再评价,并且要贯穿患者的终生.     

国外音乐治疗在老年痴呆症中的研究与应用

欧美国家中音乐治疗在老年痴呆症领域中的应用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可以说已经比较成熟.美国的联邦法律甚至规定老年病医疗机构必须设有音乐治疗,可见音乐治疗在这一领域中的疗效已经为政府和社会所承认.本文简略地介绍了一些欧美国家音乐治疗在老年痴呆症治疗中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在音乐治疗对于改善病人记忆功能、认知功能、行为功能、语言功能和情绪功能等方面的效果方面.     

汉字形音信息在韩国留学生判断句义中的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讨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提取汉字语义时是否受到形音信息的影响。实验以16名在华的韩国留学生作为被试,采用句尾歧义字实验范式,句尾字包括四种条件——符合句义的目标字、目标字的同音字、目标字的形近字和无关控制字,后三种类型的句尾字构成了歧义句。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句义是否正确。实验结果发现,被试对同音干扰字的反应时明显短于对形近干扰字的反应时,对同音干扰字的判断正确率显著高于对形近干扰字和无关控制字的判断正确率,而形近干扰字和无关控制字无论在正确率还是反应时上均没有显著差异。这个结果表明,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韩国留学生在阅读汉语时,汉字的语音信息自动激活,并促进语义的提取。     

秦汉时代之匈奴道德生活

秦汉时代,匈奴的道德生活在道德原则上奉行以生存为指南的功利主义原则,并形成了相应的道德风尚;在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创新方面,冒顿具有杰出的贡献;在处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方面,他们的道德行为往往远离正义原则;在权力的继承和分配方面,由于缺少相应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对之调节,使他们长期陷入内斗之中;在与汉民族的长期交往中,他们的道德生活也染上了相当的汉族道德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