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线索下特质焦虑个体的返回抑制

焦虑与注意偏向的研究是近年来情绪与认知领域的热点。为探讨特质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特点及其返回抑制能力是否受不同线索的调节, 采用特质焦虑量表筛选高特质焦虑大学生29名, 低特质焦虑大学生28名完成线索-靶子任务。要求被试在提示线索消失后, 对位置进行快而准地辨别反应, 分别探索中性和情绪性提示线索下被试的返回抑制。结果发现：(1)在中性线索条件下, 高焦虑个体平均反应时慢于低焦虑个体。(2) 在情绪线索条件下, 高焦虑个体在负性线索下的反应时小于在正性线索下的反应时; 高、低焦虑个体在各种SOA条件下均出现了返回抑制, 但各组返回抑制量受到情绪线索的调节：在正性情绪线索条件下, 两组返回抑制量没有显著差异; 在负性情绪线索下, 高焦虑个体返回抑制量显著小于低焦虑个体。这表明, (1)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受到刺激信息的影响：只对负性情绪线索出现注意警觉; (2)只有在涉及负性情绪信息时高、低焦虑个体返回抑制能力才有差异, 高焦虑个体存在对负性情绪线索的抑制困难。     

社会排斥的心理行为特征及其脑机制

社会排斥损害个体基本的归属需要, 对个体的心理和生理会造成严重影响。根据需要威胁时间模型, 社会排斥后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社交媒体的发展使社会排斥出现了新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近年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 突显网络和默认网络等网络中的一些核心脑区都参与了社会排斥各阶段的情绪和认知加工过程。未来研究应以需要威胁时间模型为基础, 以脑网络方法为手段, 探索社会排斥神经机制, 预测排斥后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模式。     

突发事件中民众责任归因的心理需求与应对

突发事件发生后,通过责任归因对事件原因和责任归属进行推断是民众心理活动的重要特征之一。从民众心理需要来看,突发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感驱使个体寻找事件的解释来实现认知闭合,控制感的不足则会让个体更加强调外部世界的秩序性,这两种需要也是事件中阴谋论传播和替罪羊效应的心理基础。相应地,在事件中负有责任的组织主体,也应当基于民众的心理需要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来重塑组织形象和民众的信任,避免责任规避带来的负面效应。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心理学视角补充整合性的实证证据,对突发事件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关注责任归因与其他社会心理学变量之间的联系,以及探索适合中国社会的有效应对措施。     

家庭功能与社会适应:个人自主的中介作用

采用大学生社会适应量表、自我调控问卷和家庭功能问卷调查了643名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基本特点及其与家庭功能、个人自主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男生在校园生活适应上得分高于女生;大三学生在人际关系适应、自我适应维度上得分高于大四,大一学生在学习适应维度上得分高于大二、在满意度维度上得分高于大三;(2)除投射调控维度外,个人自主的其余维度与家庭功能及社会适应各维度及总均分间均存在显著相关;(3)分层回归结果表明,除投射调控维度外,个人自主其余各维度和家庭功能的亲密性能显著预测社会适应,且个人自主在家庭功能的亲密性和社会适应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3～5岁幼儿在主题-规则冲突条件下的类比推理

本研究采用经典类比任务,考察了3～5岁幼儿在主题-规则冲突条件下类比推理发展的水平与特点.结果表明:(1)在无主题联想条件下,幼儿的单维类比推理在3～4岁迅速发展,4～5岁发展较为平缓,而双维类比推理在3～5岁仍处于较低水平.(2)在主题—规则冲突条件下,幼儿在单维类比推理中表现出一定的主题联想优势反应;幼儿在双维类比推理中表现出较强的主题联想优势反应,年龄特点为:3岁幼儿有较强的主题联想优势反应,4岁幼儿的主题联想优势反应明显下降,而5岁幼儿又表现出较强的主题联想优势反应.     

“打”出来的手机成瘾？父母粗暴养育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作用

对湖北省两所中学3219名初一至初三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父母粗暴养育、核心自我评价、友谊质量和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关系。结果发现：（1）核心自我评价在父母粗暴养育和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父母粗暴养育既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产生直接影响,也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产生间接影响;（2）父母粗暴养育和核心自我评价的关系（中介作用的前半段路径）受到友谊质量的调节,即在高友谊质量和低友谊质量条件下,随着粗暴养育程度的增加,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均显著下降,但在高友谊质量的条件下,下降的程度更高。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父母粗暴养育对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智能手机成瘾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     

拖延行为的发展认知机制及神经基础

拖延是指尽管预见到拖延会带来不利后果, 人们仍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一计划好的任务。研究表明, 不同文化背景下有15%~20%的成年人存在慢性拖延, 超过70%的学生承认自己存在学业拖延, 部分学生还会形成特质性拖延。严重的拖延不仅影响人们的学业、工作和生活, 甚至还会危害到人们的身心健康。鉴于目前对于拖延产生的核心机制、形成的关键期以及发展认知神经机制还不是很清楚, 本项目拟从拖延的时间决策理论出发, 首先系统探明拖延决策的核心机制, 尤其是远期价值评估、延迟折扣和自我控制能力等在拖延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机制和神经基础; 其次结合行为-环境变量-脑的多模态数据, 从发展角度探究拖延形成的关键期(敏感期)、影响因素以及发展认知神经机制; 最后从行为干预和脑的可塑性角度出发, 试图制定各关键年龄阶段拖延预防与干预的临床方案。本研究的开展对于把握拖延形成的认知机制、神经基础及其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对于拖延行为的预防和干预也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基于行动者-对象相互依赖模型探究牺牲动机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

目的:探究牺牲动机对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知觉到对方牺牲动机的中介作用。方法:对168对情侣采用亲密关系满意度、牺牲动机和知觉到对方的牺牲动机量表来测量,并运用行动者-对象相互依赖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行动者效应:知觉到对方的牺牲趋近动机是牺牲趋近动机和关系满意度的中介变量。对象效应:只发现女性的牺牲趋近动机通过正向影响男性知觉到的牺牲趋近动机从而正向影响男性的关系满意度。结论: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恋人双方做出牺牲行为背后的动机对于双方关系满意度的影响。     

反馈类型和反馈时间对动作技能获得的影响

基于简单直线运动任务和复杂曲线追踪任务,在运动技能获得阶段考察不同反馈类型和反馈时间对操作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复杂曲线轨迹追踪任务中,接受运动轨迹反馈的被试组比接受偏差数值反馈组的成绩更好;即时反馈和延迟反馈组的操作绩效间没有显著差异。在简单直线运动任务中,提供落点偏差的图形反馈组成绩始终优于提供“近/远”信息的文本反馈组;在练习初期,即时反馈组成绩更好。说明,反馈信息的具体-抽象程度影响被试运动技能获得,提供具体直观的轨迹/图形反馈利于运动技能获得;反馈时间对运动技能的影响因任务难度而异。     

康德与根本恶

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把自由意志视为一种善的意志,认为自由的同时又是恶的意志是不存在的。后来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拒绝了这种看法,认为人身上有一种内在于自己Willkür的对恶的普遍倾向,即根本恶。这种根本恶从动机二元论角度也可以表述为人在采纳道德法则和幸福作为准则的动机时颠倒了它们之间的道德次序,禀赋在动机二元论中体现为道德法则和幸福,而倾向是对这两个动机之间的等级关系的表达。所有特殊的恶的准则都有一个最高的准则即Gesinnung,这个概念使根本恶成为既是与生俱有的,又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使根本恶可以被归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