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灵活性对概率类别学习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数字-字母转换任务”区分高低认知灵活性者, 构建概率配对模式相同但形式不同的两个概率类别学习任务, 借助ERP技术探讨认知灵活性对概率类别学习任务的作用特点与机制。结果发现, 本研究的两个任务中, 高认知灵活性组的规则习得水平均优于低认知灵活性组, 认知灵活性能促进概率类别的学习。同时, 对不同学习阶段的ERPs分析结果显示, 高认知灵活性者在概率类别学习中的优势源于反馈加工过程。     

数字生态系统中创业机会的形成与发展：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探究

数字创业浪潮方兴未艾, 机会属性变化引起的数字创业机会形成与变化规律尚未被揭示。本研究以数字生态系统作为研究情境, 分析创业者利用数字生态系统可供性积累的社会资本, 如何影响创业机会形成与发展。从机会的合意性维度和内容维度两方面解释创业机会的变化规律, 考察创业者认知监控与新创企业数字化程度对这一路径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拓展社会资本理论在数字创业背景下的应用, 深化数字生态系统中的创业机会研究, 有助于指导创业者利用数字平台开展“破坏性创造”, 提升机会识别质量和效率, 促进创业生态系统建设。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系统合理信念反映了人们的系统支持态度,即对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性的感知,以及相应的支持和维护社会系统的态度。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等自利取向的理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不利于低地位者维护自我及内群体利益,因此会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另一方面,系统合理化理论却提出,在不平等更极端（而非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反而更可能合理化不平等,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实证研究中,两种观点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同时也面临很多质疑。 面对上述分歧,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即“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该模型认为,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解释了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关系的“全貌”。因此,理论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不平等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在于分析不平等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 第一,在认知基础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不平等“量”的程度及其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该模型认为还应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及其不同效应,即关注低地位者对不平等的认知过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损害低地位者个人或群体的现实利益,构成一种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的信念相冲突,构成一种象征威胁。 第二,在动机基础方面,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分别使其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且两种动机彼此冲突;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对立视角考察两种动机,或是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两种动机是并存的,相互之间并非全或无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什么影响二者孰强孰弱,又是什么决定了何者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区分不平等“质”的差异是厘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换言之,不同动机为低地位者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动力,而何种动机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进行认知。具体而言,当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时,更可能激活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进而抑制其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而当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时,更可能激活其系统合理化动机（进而抑制其自利动机）,继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 “双路径模型”通过分析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认知基础,进而厘清不同动机的作用,将以往研究中看似矛盾的结论整合于一,为理解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解释两种理论的“分歧”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     

催产素影响恐惧习得和消退的认知神经机制

恐惧是一种基本的情绪, 在人类的生存和适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先前的研究表明, 杏仁核、背侧前扣带回、脑岛等脑区是条件化恐惧习得的认知神经基础, 杏仁核、海马和腹内侧前额叶等脑区在恐惧消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发现, 催产素与恐惧习得和恐惧消退过程密切相关。恐惧习得过程中, 催产素影响杏仁核、背侧前扣带回的活动, 影响杏仁核与背侧前扣带回和脑干间的功能连接, 促进或抑制恐惧习得过程; 恐惧消退过程中, 催产素影响了杏仁核和腹内侧前额叶的活动, 并且影响杏仁核与内侧前额叶和海马间的功能连接, 促进或抑制恐惧消退过程。未来研究应从性别差异、神经网络模型、身心发育和病理研究等角度展开, 力图深入理解催产素影响恐惧情绪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     

萌萌哒还是古灵精怪?奢侈品品牌可爱风格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

奢侈品品牌热衷于使用可爱风格与消费者进行互动。本文以理想自我理论为基础,通过4个实验探索奢侈品品牌可爱风格类型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实验1表明奢侈品品牌的可爱风格(婴儿图式/古灵精怪)会显著地影响消费者的品牌偏好,验证了主效应的因果链模型。实验2进一步明确了主效应的边界,结果表明品牌可爱风格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只在奢侈品品牌的情境下才存在。实验3探索了自我监控水平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发现对于低自我监控的个体,奢侈品品牌的可爱风格难以有效地影响品牌偏好。实验4分析了个体发展阶段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对于成年期个体,古灵精怪可爱风格比婴儿图式可爱风格更能提高个体的奢侈品品牌偏好,对于童年期个体,婴儿图式可爱风格比古灵精怪可爱风格更易获得青睐。     

“医跑跑”事件折射出医学职业精神的制度性缺失

从深刻反思“医跑跑”事件入手,认为医学职业精神的制度性缺失是“医跑跑”出现的重要原因,并从目前许多医疗界制度医学职业精神的价值取向不高,医学职业精神制度供给不足,医学职业精神制度适应不强三方面的缺陷分析论证了医疗界制度必须强化医学职业精神,医学职业精神必须是制度内核,并提出相应建议.     

大型公立医院开展特需医疗服务的思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需求不断提高,有支付能力的人群不断增多.同时,特需医疗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使许多大型公立医院争相提供特需医疗服务.但是,大型公立医院作为特需医疗服务的提供主体存在许多的问题,要逐渐使大型公立医院分流,使营利性医院逐步成为特需医疗的主要提供主体.     

On the automaticity of contingent capture: disruption caused by the attentional blink

Converging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onset capture can be completely eliminated by the demands of a concurrent task and during the attentional blink.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contingent capture during the attentional blink. We found that contingent capture was attenuated, or even completely eliminated, during the “blink” time of the attentional blink.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ntingent capture requires limited attentional resources.     

医患会话中的病因自我解释

医患会话中,患者常在被告知诊断结果前进行自我诊断,解释疾病产生的原因,在医生的专业技能与患者自我诊断技能不断协商讨论之中,医患双方可能产生相互影响.首先提出患者病因自我解释的语言特点,分析患者病因自我解释的两难决策.结合语料实例,指出医生回应患者病因解释的三种结构模式,最后对医生的回应策略给出建议.     

Is risk-taking propensity associated with unethical behaviors? An experimental study

Are risk-takers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unethical behaviors?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taking propensity and cheating in two experimental studies. In Study 1,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s’ risk-taking propensity and their actual self-serving dishonesty using a gambling-like task.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risk-taking propensity, measured using a behavioral approac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tual self-serving dishonest behavior. In Study 2, we measured participants’ performances using a matrices test and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still held. We found that participants with high risk-taking propensity reported a lower perceived probability of being detected, which might drive their dishonest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