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安乐死类型划分的法律问题

安乐死概念的正确界定是科学划分安乐死类型的基础与前提;学界关于"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的类型划分存在欠缺;应将安乐死划分为三类:维持治疗除痛型、放弃治疗除痛型、终止死亡痛苦型.     

制造行业管理胜任力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571名制造型企业管理者的问卷调查,探索并验证了制造业管理胜任力结构维度,检验了不同背景因素对管理胜任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管理胜任力具有六维结构,包含22个指标,其信度和效度较好;不同管理层次的管理者在制造过程控制和市场营销策划维度上的评价有显著性差异,不同企业规模下的管理者在行业核心理念和产品系统管理维度上的评价有显著性差异;产品系统管理与市场营销策划能力对制造业管理者绩效有良好的预测力。同时发现,制造业管理胜任力不能较好地解释周边绩效的变异量。     

法则关系方法在研究中的应用及其问题思考

重要概念之间的理论关系或合理关系的连锁系统被称作是一个法则关系。法则关系包括原有模型、前因变量或结果变量。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法则关系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法则有效性,从而对原模型作进一步修正,该方法能够更加科学地揭示出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文中还提到了应用法则关系方法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并指出未来的研究应当着重于进一步构建其理论框架、借助其来有效地开发和验证测量工具、以及探索该方法效度的影响因素等方向。     

后悔的认知机制和神经基础

后悔是基于对不利或相对不利行为结果的反事实思维诱发的一种复杂的负性社会情绪,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决策和身心健康具有重大的影响。与失望情绪相比,后悔在现象学、产生条件以及评价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后悔不仅会受到个体的行为方式、人格特征、归因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结果信息属性的影响。后悔的预期和体验涉及的功能性脑区主要包括：眶额皮层、扣带前回、海马、杏仁核。研究后悔的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后悔的认知机制和神经基础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群际威胁的分类及其对群体偏见的影响

群际威胁是指在社会群体情境中,一个群体所具有的资源、信念和价值观等各种特征对另一个群体的存在、发展和目标产生的威胁。这种感知到的威胁会导致人们对外群体产生消极的态度和行为。根据群际威胁的理论来源和内容可以将群际威胁分为现实威胁、文化威胁和认同威胁三类。目前群际威胁对群体偏见影响的理论模型已从最初的单一模型发展到各类威胁共同作用的整合模型。未来的研究应将重点放在对各类威胁间相互关系的探究、群际威胁与群体偏见关系模型的修正和补充,以及发展适合中国本土情况的群际理论上     

抑郁个体对情绪面孔的返回抑制能力不足

探讨抑郁对情绪面孔返回抑制能力的影响。以贝克抑郁量表、自评抑郁量表、CCMD-3和汉密顿抑郁量表为工具筛选出了正常对照组、抑郁康复组和抑郁患者组各17名被试进行了真人情绪面孔线索-靶子任务的行为学实验和事件相关电位(ERP)实验。在线索靶子范式中, 靶子在线索消失后出现, 被试对靶子的位置作出反应。行为学实验显示线索靶子间隔时间(stimulus onset asynchronies, SOA)为14ms时, 正常对照组对中性面孔有返回抑制效应, 抑郁康复组对所有面孔均存在返回抑制效应, 患者组对愤怒、悲伤面孔和中性面孔存在返回抑制效应; SOA为250ms时三组被试均对悲伤面孔存在返回抑制能力不足, 以患者组最突出, 康复组对高兴面孔存在返回抑制能力不足; SOA为750ms时正常组对悲伤面孔存在返回抑制效应, 康复组对高兴和悲伤面孔存在返回抑制能力不足, 患者组对悲伤面孔存在返回抑制能力不足, 对愤怒面孔存在返回抑制效应。在SOA为750ms的条件下, ERP波形特点为正常组对高兴面孔线索P3波幅大于其他组, 对高兴面孔无效提示P1波幅小于其他面孔, 对悲伤面孔有效提示P1波幅小于高兴面孔, 对高兴面孔有效提示P3波幅大于患者组, 对悲伤面孔无效提示P3波幅大于其他组; 康复组对悲伤面孔线索P3波幅大于其他面孔, 对高兴面孔有效提示P3波幅大于患者组, 对悲伤面孔无效提示P3波幅小于正常组; 患者组对悲伤面孔线索P1波幅大于其他组、P3波幅大于其他面孔, 对悲伤面孔无效提示P3波幅小于正常组, 高兴面孔有效提示P3波幅小于其他组。提示抑郁患者对负性刺激有返回抑制能力不足, 这种对负性刺激抑制能力的缺失导致抑郁个体难以抗拒负性事件的干扰而受到不良情绪状态的困扰, 所以他们可能更多的体验到抑郁情绪, 并致使抑郁持续和发展。而抑郁康复个体对高兴、悲伤面孔均有返回抑制能力不足, 这让康复个体能同时感受到正、负性刺激, 从而能保持一种认知和情绪上特定的平衡。     

四巧板问题解决中关键启发信息激活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采用四巧板问题为材料,通过操作源问题中的关键启发信息形成不同型的多个源问题,来探讨关键启发信息激活在顿悟问题解决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原型事件中关键启发信息的激活是顿悟问题解决的关键机制;顿悟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无意识的自动加工过程。     

应对量表(COPE)测评维度结构研究

该文旨在对应对量表(COPE)的测评维度结构进行进一步的鉴别分析和验证研究。研究一对736名大学生的应对量表中文修订本(C-COPE)测评数据进行探索性二阶因素分析;研究二根据已有研究关于应对量表测评维度组构模式的不同结论,以及研究一的结果,提出十个假设模型,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测试这些模型与另一大学生样本(N：465)测评数据的拟合度。研究结果支持C-COPE八因子斜交模型。该量表如何进一步修订也在文中予以讨论。     

精子捐赠与伦理

引起男性不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精症、死精症。精子捐赠的出现为这些患者带来了福音,使其享受天伦之乐成为可能,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学、社会学上的问题,包括子代的知情权问题、近亲结婚问题、家庭内部矛盾问题等等。因此要准确认识、运用和完善新的医学技术,并对其进行伦理和法律的规范,防止滥用。     

父母心理控制和儿童消极情绪性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共同作用:“素质-压力”还是“差别易感性”

本研究以226名学前儿童和其父母为研究对象,从儿童气质-家庭环境交互作用的视角,采用父母报告的方法收集数据,考察了父母心理控制及儿童消极情绪性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共同作用。结果发现：在预测外化问题时,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的主效应均显著,同时父亲心理控制与儿童消极情绪性的交互作用也显著。显著性区域分析发现,高消极情绪性的学前儿童更易受高父亲心理控制的不利影响,也更易受低父亲心理控制的有利影响,该结果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在预测内化问题时,父亲和母亲心理控制的主效应及其与儿童消极情绪性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说明无论是对高消极情绪性还是低消极情绪性儿童,父母心理控制对其内化问题的影响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