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非了然性——福利国家的危机与乌托邦力量的穷竭

一、十八世纪后期在西方文化中形成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历史被理解为一种统括世界的、产生问题的过程。在这种意识中,时代对于从未来着想对付过去留给我们的种种问题,是被当作贫乏的力量源泉。那些现在本应能够无疑虑地依以定向的过去的典范,已经黯然失色。近代不能够再借用其他时代的榜样作为它的定向尺度。近代感到自己只是依靠自身。它只能从它自身取得自己的规范。真实的现在从这时起成了继续传统和从事更新这两者的交叉。贬斥过去的典范和被迫从近代独特的经验与生     

纪念凯德洛夫会议

1985年12月11日在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哲学研究所举行了“科学史与逻辑学”学部的扩大会议。莫斯科城的许多学术机关的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定在凯德洛夫院士(1903—1985年)的诞辰举行。凯德洛夫院士创建了科学史与逻辑学学部,并主持该部工作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在奥夫钦尼科夫的开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在向组织一些纪念凯德罗夫、充分研究他的极为丰富和创造性的遗产的经常的报告会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报告人向与会者介绍了新近发     

系统知识的认识论问题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学习系统思维,学习综合观察问题等。这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需要。同时各方面的专家往往都发现,他们研究的问题原来就是系统的。例如,我们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是系统的,生产力的配置问题是系统解决的,复杂的技术客体是系统的,等等。许多昨天还是用一般术语和专门术语称呼的东西,今天都用系统的术语称呼了。     

语言分析哲学的魅力——与贝特兰·威廉斯的对话

引论玛吉;“语言分析哲学”和“语言分析”是指同一件事;主要是指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哲学技巧。这种技巧发展到四十和五十年代已卓有成就了。我想,几乎每个从那时起就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受到了它的影响。两个最主要的活动中心是牛津和剑桥大学。在牛津,最有影响的人物是J·L奥斯汀,其次是吉尔伯特·赖尔,而在剑桥,无与伦比的人物是维特     

药物调制长时记忆(LTM)的形成

尽管长时记忆(LTM)形成要求蛋白质合成等一系列生化步骤方面的证据现在已甚为强烈,但是,一些其它的生理生化过程同样能调节记忆的形成。事实上已提出记忆形成包括若干阶段的图式、并有假设认为特定的记忆中务须考虑到的那些阶级,如Gibbs等人的实验假设(Gibbs与Ng,1977)。研究所得的证据支持上述记忆阶段存在。为记忆形成所必须的蛋白质合成假设激发起大量研究并出现了若干篇近代研究的综述(如Dunn,1980;Rosen—     

大陆间的交往:丝绸之路

距离遥远的人陆之间在交通快捷方便的时代以前很久的年代互相往来的问题和历史,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专家学者和感兴趣的公众。古代的历史真的只是地理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孤立的“岛屿”共存的历史吗?民族人迁移,经济往来、对艺术风格的影响以及帝国的兴起、扩张和衰落等等,我们在学校里已经听得太多了,以致并不这样认为。美洲的某些考古发现甚至证明来自地中海的影响(例如腓尼基人的船舶到过美洲)、据说北欧海盗比哥     

解释学

起初,解释学与解释那些意义混淆不清、片断支离的本文有关。虽然作为一门哲学它已扩大了它所关注的问题,但它还保持它许多早期的哲学特点。19世纪期间,语言学这门学科开始出现,不过它是作为知识领域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脱离了哲学、文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一开始它的目标主要是历史性地探索印欧语系语言,特别是梵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等等之间的联系。由于当时(特别在德国)不仅圣经和犹太教法典的研究,而且古典文学和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也促进了这种兴趣的发展。     

介绍反实在论的主要原则

反实在论是一种关于语言、意义和逻辑的学说。它以4个强有力的观念为基础: Ⅰ.当我们学习精通语言时,当我们把这种学习成果付诸实践时,我们可资利用的搜集或传达意义的媒介只能是说同种语言的谈话者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 Ⅱ.我们语言中的任何完构表达式之意义都以遵从规则(rule-governed)的方式,依赖于其组成     

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中的官僚主义

苏共27大指出:“党应该坚决、无情地开展一场反官僚主义的战争。列宁认为,在由一种管理体制过渡到另一种管理体制时,在需要最大限度的求实、高速、热忱的转折时期,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尤为重要的。当前,官僚主义已成为完成我国主要任务——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及与此相关的加速根本改造经营管理机制——道路上的严重障碍。”(《苏共27大资料汇编》,1986年,第83页) 为了把斗争引向胜利,必须揭示我国社会官僚主义存在的根源。直到不久前,官僚主义还被认为主要是前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的“胎记”。实际上,官僚     

走向辩证的科学哲学

分析的科学哲学家,如罗素、赖兴巴赫、亨佩尔等,致力于精确地规定科学方法的原理:与他们的研究和结论相反,当代对科学的哲学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不言而喻的启发式研究的网络上,这种网络构成了包括理论和实验在内的所有科学实践的基础。随着乐意用复杂的思辨的考察去检验同样复杂的问题,当代科学哲学已经开始去实现象海德格尔、梅洛-庞蒂、波拉尼这样的20世纪思想家预告式的洞见。这样,思辨哲学在科学研究中建立了一套新的问题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回想一下E.哈里斯的研究,因为科学哲学现在应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