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驻华大使卡迈勒·哈姆德在古尔邦节招待会上的讲话

先生们,女士们! 我非常荣幸地代表伊斯兰国家驻北京外交使团团长们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邀请我们参加古尔邦节庆祝会表示谢意。邀请我们参加这一庆典,它反映了:贵会真诚愿同各国使团共享这一幸福节日的快乐。虽然我们远离自己的祖国,但能有机缘会见了众多的中国朋友共道节     

美国心理学和世界心理学

“国际间的科学交流是使科学不断保持活力的基本因素。”(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1982,第1页)心理学在体现这一论断方面做得如何呢?下面就从五个方面来介绍一下美国心理学和世界心理学的发展情况。(一)美国心理学在世界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心理学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只专注于心理学在本国的发展,无视或忽视了其它国家的心理学。造成这种自我专注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国     

中国和新托马斯主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清除帝国主义文化的思想影响以及当时对知识分子思想再教育运动”,曾被认为就是对“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倾向”的批判。真正说来,这是一种打“政治烙印”,几乎与纯粹哲学问題无关。只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哲学家们才开始加深他们关于现代外国     

马克思主义与真理

尽管马克思思想由于它的当今种种弊病并不是无可责难的,但是它仍然可以寻找到内在的补救办法或解毒的药剂。照我看来,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能找到一种灵丹妙药或改弦易辙的指南(《提纲》是他同唯心主义决裂之后、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撰写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提纲》劈头就这样断言,“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观念述评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著作中,两种主要的思想倾向实质上汇合在一起,这两种思想倾向一直是两个哲学学科——先验哲学和哲学人本学注意的中心,它们对哲学中主要问题的兴趣是根本不同的。首先,人们往往以为,先验哲学一开始就指出可能认识的先天条件,而哲学人本学则力图确定人的本质。哈贝马斯虽然恢复了先验哲学反思的名誉,但他拒绝不加改变地     

"道"之永生

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一非凡的整体呢?这个人与他的思想融成了一个宏大的意象,这一意象既成为追求革命不朽(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的动力,又构成了革命不朽的实质。一位政治领袖被人为神化,这在历史上远不     

近代和当代的社会学

作者在本文中首先简述了社会学在近代和现代的发展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然后他分做六部分加以叙述:一、地理社会学,二、生物社会学,三、机械论学派,四、心理学派,五、纯社会学派或社会文化学派,六、各种专业社会学。     

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我们能夠共同改变世界么?

不久以前,法共领导的南特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组织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周的讨论会,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理性主义者,我们能共同改变世界么?”一个是“世俗性”(摆脱宗教影响)的问题。参加这次讨论的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我们在这里只介绍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发言人有维莱(Michel Verret),是法共党员,大学副教授,《马克思主义者和宗教》一书的作者;有杜戈克(Duquoc),是多明我派的神父,里昂天主教学院的神学教授,《宗教和进步》一书的作者;有韦叶一莱那尔(Etienne Weill—Raynal),是社会党刊物附会主义杂志》的主编。他们三人在会上都作了两次发言。这些发言稿,由法共的《新评论》和《社会主义杂志》同时发表。我们这里只把维莱的第一次发言摘译出来,以便读者了解法共修正主义者的阶级合作论的一些具体言论。本文所说的理性主义者,主要是指法国社会党人。维莱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共同改变世界是丝毫不成问题的。只有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合作,问题比较复杂。但他认为,在目前现实情况下,和平、民主、民族前途、社会主义等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使基督教徒也有与马克思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共同改造世界的条件。他号召各派的人跳出自己的阶级立场,依据“共同利益”采取“共同行动”,来“共同改变世界’。他说为了共同改变世界起见,各派人物自己也要改变各种成见。在讲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认为必须改变顽固性和狭隘性(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韦叶一莱那尔强调过去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分歧,证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很难合作。他认为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人民生活仍然是“悲惨”的,个人的各方面的自由仍被“否认”。他说在“非斯大林化”以后,苏联虽然提出了和平共处的问题,但现在有了俄国的和北京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这就使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成了问题。韦叶一莱那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共同去找寻真理”,但他用这样一个笑话讽刺苏联“共产党人”对真理不老实:加加林从天上回来的时候,赫鲁晓夫问他:“你看到了天使么?”加加林答道:“看到了”。赫鲁晓夫说:“这正是我所害怕的。但你不要把这事对任何人说起”。后来,加加林到罗马去见教皇的时候,教皇问他:“你看到了天使么?”加加林正想说“看到了”,但因记起了赫鲁晓夫的话,就说:“我没有看到”。社戈克神父在发言中首先认为天主教徒要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讨论,存在着三个“心理上的困难:第一,他们对共产党的具体目的不明白;第二,他们根据历史经验,觉得共产党对党外人士是不够民主的;第三,共产党的反宗教观点。杜戈克神父也认为有些问题确实使基督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之间应当对可能采取的共同行动进行讨论,他举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国内和国际的问题,如失业,经济衰落,财富被少数人浪费,威胁和平的原子武器,许多落后国家的文盲现象……等等。他说马克思主义只讲政治,并把人在历史上的种种异化的原因只归之于经济条件,所以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关于改造世界的讨论不是从同一个水平出发的。但是基督教徒应当有勇气对那些不相信他的信仰会有什么结果的人们进行讨论。这场讨论,表明了法共修正主义者虽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厚颜无耻地力求与资产阶级各流派妥协、合作,但在对方看来因为他们还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某些破片,所以一直认为他们修正得不够彻底。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说明修正主义者在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关系中也日益陷于被动。     

教权主义与异化

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对教权理论家E·麦茨克等人歪曲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阐述了消灭异化的历史力量、道路和手段。作者首先指出,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对《经济学与哲学手稿》进行资产阶级的解释,是教权理论家同哲学唯物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战场。他们把异化问题当成了他们认为的青年马克思一切思辨思想的中心,并诬蔑在德国永远扎下了根的马克思的思想是反人道主义的。作者认为,异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异化反映了一种情况: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作为这样一种力量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这种力量对人是陌生的,它驾驭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教权理论家否认异化的历史性,并力图首先抹杀异化的社会根源。为了这种目的,他们就使异化离开它的物质的、社会经济的基础,即离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把异化的原因转移到人自己身上。教权理论家的代表人物麦茨克对马克思的异化观点进行了人本学的歪曲。他是从主观主义的立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根据这种主观主义,异化似乎是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他的三段式:从经济事实出发,经过人的本性,而到“占有”和“占有欲望”,就体现了一种直言不讳的主观主义和人本主义。作者指出,与麦茨克的虚构相反,马克思是从人的行动的前提出发并把人放到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中予以研究的。所以,人的异化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中,而不是植根于人之中。因此,完全不是人的“行动”产生异化,而是私有制使劳动异化并强使工人成为一种异化了的、非人的存在。教权理论家把“人类本性”说成是异化的根源,说什么为了摆脱异化,工人就必须改变他们的本质。根据这种说法,工人不应该、而且也不可以采取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的、革命的行动。最后作者说,消灭异化的决定性力量是用科学社会主义联合起来的工人运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工农国家政权是消灭异化的手段,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是消灭异化的道路。     

《康德研究》与康德协会

1896年,汉斯·魏亨格尔(Hans Vaihinger)在阿狄克斯(Adickgs)、狄尔泰、艾尔德曼(Erdmann)、库诺·费舍、黎尔和文德尔班以及若干外国学者的协助下,创办起《康德研究》。魏字格尔在这个刊物的第一卷(1897年)中,陈述了创刊的目标和目的。回到康德去,这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口号,但也是一个合理的愿望。《康德研究》负有两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