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服务公平性:理念、制度和实践——读《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有感

长期以来,我国的卫生服务一直存在着不公平的状况,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在农村表现十分突出,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对卫生服务不公平问题的讨论也已经持续很久,正因为如此,人们对新一轮的卫生体制改革寄予厚望。人们深知,实现卫生服务公平性需要从理念转变到人、财、物的支持,从构建相应的制度、机制、法规到付诸实践等多方面着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     

速示条件下辨认汉字与无意义图形的实验研究

本实验是对60名中国大学生进行的辨认汉字与无意义图形的速示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右利还是左利,多数人在辨认中显示出两脑均势的现象。其中汉字辨认无视野差异的占总实验人数的60％,无意义图形辨认无视野差异的占56.66％。这与用表音字对欧美人进行的研究不同,它意味着中国人在认知过程中可能具有特殊的方式。     

少年赛中情绪影响运动成绩的研究

实验以46名少年为对象,以400m跑为内容,在被试者不知道的情况下,把他们分为鼓励(表扬)组和挫折(批评)组。预先测得他们400m跑的平时成绩,做为实验后被试自己与自己成绩比较的出发点。具体实验之前,告诉被试者,这次测验400m跑,既看“达标”如何?也看“技评”如何? 实验是在400m跑途中,于100m,200m,300m处各设数人为“技评”鉴别者。每两个人一起跑,一个人受“表扬”,一个人挨“批评”。 结果,接受积极刺激的少年,多数唤起增力情绪,并做出积极的反应,但也有少数人出现了减力情绪,做出消极的反应。而接受消极刺激者,正与此相反。 表扬比批评具有更大的动力性质,教师在教学中宜多用表扬,对少年的表扬与批评,要注意年龄与性别特点。     

不同车速下司机对交通标志的辨认距离实验

本实验所得数据表明,不同车速下司机对同一标志的判读距离是不一样的,车速愈高,司机能判读标志的距离就愈短,同步行时相比,在车速提高到100公里/小时时,司机对标志的判读距离可减低35～45％。据我们的补充实验,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司机在高速驾车情况下所产生的生理心理负荷造成的。     

苏联心理学界对活动理论的近期讨论

本文综述了近几年来苏联心理学界对A.H.列昂节夫代表的活动理论的讨论情况。其中包括三种意见,一种是支持态度,一种是持较大异议、企图用系统论取而代之的态度,一种是既不完全支持,也不完全否定的态度。从讨论中可以看出,活动理论在苏联仍有很大影响,人们公认列昂节夫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奠基者之一,公认他提出的活动理论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重要贡献。目前开展的讨论,不是要否定和批判活动理论,而是在爱护、珍惜它的前提下,对它进行补充、修正和发展,使它更加完善。作者认为,这一讨论对我们的主要启示是:一、苏联心理学者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这一点上,没有根本分歧;二、我国心理学界需要展开一些理论上的争鸣和讨论,需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理论家;三、必须首先明确“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走哪条路”的问题,为此应该重视基本理论的建设。     

用温度性眼震电图检查鉴定105例严重飞行错觉飞行员的初步报告

飞行错觉是复杂气象飞行中每个飞行员都可能发生的一种心理生理现象。据我们观察,在飞行员发生的飞行错觉中,93％是一过性的,反应轻微;7％是严重的,反复发生,且难以克服,影响操作,伴有不适症状,甚至可能导致严重飞行事故。因此,开展严重飞行错觉医务鉴定的研究,对保证飞行安全具有实际意义。     

模拟歼击机主仪表板各视区视觉效果的研究

歼击机座舱的视界是人-机系统中组成人机界面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歼击机座舱外视界各国研究得比较多,而对座舱内部视界则研究得比较少。笔者用自行设计和研制的速识器和视标箱,在模拟我国现役歼击机座舱有关参数的条件下,实测100名空勤人员对分布在主仪表板上32个视标的反应时。把主仪表板分成八个区域(上、下各四个区),对测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得出如下结论:上中两个区为最佳视区,右下区为一般视区,其余区域为较佳视区。把主仪表板分成四个区域(上、下各两个区),其视觉效果上比下好,左比右好,符合工程心理学的一般规律。     

北京市道路交通标志的心理学评价

实验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使用汽车司机调查表测定80种标志的可理解度,对标志意义的85％正确理解率定为标志可接受性标准。第二部分对第一部分中未达到标准的标志进一步进行长时记忆测验,以85％的再认正确率作为标志可接受的标准。第三部分对第一部分中未达到标准的标志进行短时记忆再认正确率和再认反应时测验,并对第二、第三部分的结果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1)65种标志理解度达到可接受标准,(2)交通标志的理解度主要取决于标志本身图形符号的直观性和单义性,以及司机的过去经验和学习效果。司机对标志的态度也对理解度有一定影响,(3)在理解度未达到标准的15种标志中,有14种的学习和记忆效果较好,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再认正确率都达到可接受标准。(4)“解除禁止超车”标志各项测验成绩均未达到标准,不宜作为正式标志使用,(5)以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再认正确率以及正确再认反应时作为指标来评价交通标志的优劣程度同样有效。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South African version of the Fear Survey Schedule for Children: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Fear Survey Schedule for Children-Revised (Ollendick, 1983) is an 80-item self-report instrument that has been used internationally to asses the number of fears and general level of fearfulness among children. Despite its widespread use, this instrument has not been adapted to the South African context. The present study addressed this gap by means of a 2-phase investigation aimed at developing a South African version of the instrument. In Phase 1,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40 children (7 to 13 years of age). Qualitative data obtained from these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additional items for inclusion in the South African Fear Survey Schedule for Children-Revised. The modified scale, consisting of 97 items, was then administered to a sample of 646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7 and 13 years. Further psychometric considerations resulted in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scale consisting of 74 items with high internal consistency (α=.97). The factor structure was explored by mean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ith varimax rotation and a 5-factor solution was found to provide the best conceptual fit. The factors identified were as follows: Fear of Death and Danger; Fear of the Unknown; Fear of Small Animals and Minor Threats to Self; Large Animal Fears; and Situational Fear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th African version and the original Fear Survey Schedule for Children-Revised are note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fear in South Af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discussed.     

非形式逻辑与演绎主义

非形式逻辑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它首先是一种寻求更好的大学逻辑教学方式的努力。进而,非形式逻辑学者们逐渐开始触及和探讨越来越多的理论议题,即发展不依赖于形式逻辑的关于论证以及好论证的理解方式。在1998年世界哲学大会上,布莱尔和我阐释了非形式逻辑为哲学所带来的理论后果,其中一点我们称之为“演绎主义的终结”。那时我们并未给出演绎主义的定义,而只是把它等同于麦金泰尔的那个精炼的说法：“任何推理,不是演绎的,就是有缺陷的。”但现在看来,我们在当时就作出“演绎主义的终结”这一论断,显然是有点为时过早了。因为演绎主义似乎至今都还很有生命力,甚至在那些倾向于非形式逻辑的学者那里它也能得到支持：恩尼斯长期以来都辩护演绎主义是一种论证重构策略,格罗尔克更是致力于辩护它是一种论证评价理论。在本文中我将论证,非形式逻辑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不诉诸于演绎技巧和演绎规范的逻辑研究。当我们意识到演绎和演绎主义已经如何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哲学发展史中,并且牢牢地控制了我们关于逻辑研究的理解,我们就能明白非形式逻辑这一理论努力是多么的困难和重要。我将首先澄清“演绎主义”的意思,然后再分别考察那些赞成和反对演绎主义的论证,最后,我将表明非形式逻辑是从演绎主义中挽救逻辑的理论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