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具体社会研究

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哲学科学发展的几年,乃是社会学研究数量大大增长的几年,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大部头著作(《苏联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的提高》[М.Т.约夫楚克等编,莫斯科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61年];《社会和个人》[阿列欣娜等编,沃龙什,沃龙什大学出版部,1961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性》[А.И.契斯诺科夫编,莫斯科《高等学校》,1961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诸问     

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是论证哲学非理性主义的形式

海德格尔是德国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早年受现象学派创始人胡塞尔的影响很深。从1927年起,先后发麦了《存在与时间》、《什么是形而上学》、《柏拉图的真理学说》等书,成为德国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曾在希特勒时代担任德国夫赖堡大学校长,积极用反动哲学思想为法西斯政权服务。希特勒垮台后一度被迫退休。现在不但重新担任夫赖堡大学教授,并且纠合门徒,传授“奥秘”,俨然成了教主。海德格尔把自己装扮成“最关心”人的存在的哲学家,用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论反对哲学唯物主义。本刊围绕着这种思想,选译了下列三篇文章:盖登科的《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是论证哲学非理性主义的形式》一文谈到海德格尔取消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这种反理性主义的实质;海德格尔的《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表明他的本体论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阿勒尔斯的《海德格尔的意义》是评论兰根的《海德格尔的意义》和海德格尔的思想的。     

正在编写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大纲》

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长期以来就在着手编写《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大纲》。负责编写这本《大纲》以及领导这个编写集体的有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有:柏林的克莱因教授,耶拿的门德教授,柏林的莱因哈特博士,莱比锡的赛伊德尔博士,柏林的叔巴特博士、斯梯列博士和乌尔利希博士。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是门德教授和乌尔利希博士,编写委员会秘书处的秘书是柏林的考夫霍尔特。编写委员会下面共有五个编写组,这五个组是适应这本大纲的五个时期而成立的。这五个组     

经历了三十五年的逻辑实证主义

赫拍特·费格尔(Herbert Feigl)是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流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但是,他却宣称:他自己一直是一个实在主义者,他一直在一些问题上同该派的其他成员有“分歧”。在这篇文章中,费格尔从实在主义的观点讨论了下面几个维也纳学派的问题: (1)他认为,维也纳学派除了承认认识的意义之外,还承认了感情的意义。维也纳学派所强调的,只是不要把认识的意义同感情的意义混同起来,也不要把形式的逻辑的意义同事实的意义混同起来。 (2)他认为,把命题的意义限制在命题的证实性上是错误的。按照维也纳学派的说法,全称命题是不能完全证实的,而特称命题是不能完全否证的,那么,既包含全称量词又包含存在量词的命题就是既不能完全证实的又不能完全否证的,因而就是无意义的。但是,既包括全称量词又包含存在量词的命题在科学中却是很多的。还有,如果把命题的意义等同于命题的证实方法,就必须把关于过去历史的命题如“西塞罗作过公开演说”,看作关于现在或将来的命题;这是荒谬的。费格尔认为:在石里克的著作中,的确有命题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这样的话;但是,石里克所说的证实,既包括直接的证实,也包括不完全的证实。费格尔认为,英国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艾耶尔在《语言、真理与逻辑》中所提出的可证实性理论是错误的。 (3)维也纳学派接受了巴克莱、休谟的传统,把一切存在都限制在直接的经验。费格尔认为,这是错误的。他认为,这就不能承认事物的独立存在和旁人的存在,这就要走到唯我论。他认为,关于事物与旁人的存在的命题,是可以通过类似推理得到的,是几率性的真命题。 (4)他认为,维也纳的哲学家三十五年来已逐渐改变了他们的观点,有些人现在已经接受了实在主义的观点。费格尔在批评维也纳学派的同时,却也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例如,他甚至认为,彻头彻尾的宗教上关于神的论断也是有事实的意义的。     

評A.沙夫的《馬克思还是薩特尔?》——试论人的哲学

这本小册子综合了著名的波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不同著作的观点。然而,从它所论述的问题的范围来看,它们却又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的哲学理论观点是中心问题。这本小册子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为出发点,来参与现时代的哲学论争、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作者同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以及同修正主义的颠倒是非的论战,对书中提出的问题的不同寻常的处理方式,对某些问题的阐述必然会引起异义和争论的事实,都使得这本小册子格外有趣,使它具有巨大的价值。沙夫十分注意他同萨特尔的存在主义学说的论争。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几年前波兰的思想生活。他在许多地方都谈到了以“所谓独创的、新     

辯証矛盾及其結构(问题的历史轮廓)

这是一篇探讨辩证矛盾的结构的文章。本刊已经发表了两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译文(参见本刊一九六四年第十二期Ф.Ф.维亚克列夫的《辩证矛盾的结构》和一九六五年第八期С.Г.鲍尔赫夫的《关于辩证矛盾的结构问题》)。作者认为在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中一般采用的那种把矛盾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①差别,②差别转变对立,即发展了的矛盾,③矛盾的解决)是根据马克思在《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个思想来的,但是对这个思想作了不正确的理解,因而在上面提到的三个阶段中,“双重的有区别的存在”和“矛盾”(马克思语)都不见了。作者认为马克思在那部手稿中表述的矛盾的结构“显然是同黑格尔的图式相似的”(黑格尔的“本质篇”),但究竟相似到什么程度?联系这个问题,作者在本文中对辩证矛盾及其结构这个问题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探讨。文章分三部分,分别地谈到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是如何理解辩证矛盾及其结构的。最后,他得出五点结论。请见本文第28页。作者在文章末尾,指出罗森塔尔在他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一书中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在阐述矛盾的结构时,都没有谈到矛盾的内在水平和外在水平、每个矛盾发展的特点等重要问题。而这个缺点已被发现。例如Ф.Ф.维亚克列夫的著作和文章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作者也不完全同意维亚克列夫的看法,认为他把对立面统一的意义夸大了。     

共产主义: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

亚克色罗斯也是在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哲学流行风气下一个颇露头角的人物。他自命是马克思学者(Marxioloque)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以存在主义的观点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等。他们拚命搜罗马克思早期著作,摭拾拚凑,来歪曲马克思。往往在大段引证马克思原文并加以大体重述之余,用存在主义的意义,去解释引文中“存在”、“意识”、“本质”等名词,弄得面目圣非。这一手法在今日法国已经成为时髦了。著者虽然大言不惭,认为对马克思热情赞颂和放肆讦的两个极端盛行,而真正了解马克思的很少,其实他自己更是无知。他自己的意思总起来说,不过是:(1)马克思要以实践来解决思想和实在的二元性,而仍然处理不了思想;(2)共产主义运动既以思想、意识为出发点,又归结于思想、意识;(3)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扬弃的运动,但本身也要被扬弃;(4)共产主义运动现实的前提,是世界经济以全球性的技术为基础。但他的旁征博引,主耍是想用“异化”——范畴来说明人的意识是使自然存在的东西,而意识的绝对否定性则是人的本质。这种虚无主义的“人道主义”,本是存在主义的滥调,不过亚克色罗斯利用它来向马克思提问题,更十足表现其对马克思一窍不通罢了。本文选自作者所著《马克思,技术的思想家》(巴黎,1961年出版)一书第六篇第二章。     

集体与个人

在集体中还能谈得上个性吗?在集体化的社会里个人还能保得住自己吗? 要回答这个经常带着忧虑心情提出来的问题,必须先对个人与集体的对立关系加以说明。人永远既是个人又是集体,人总是一个集体里的个人。个人是由于他的人类社会才成为个人,而人类社会则由于个人力量才成为人类社会。既不能有孤立的整体——我们称之为共同体(Gemeinschaft)、社会(Gesellschaft)、集体(Kollektiv)——,也不能有孤立的个人。因为人既不会作为一个单纯的机能,消失于一个蚂蚁国、一个不留下任何历史而永远重复出现并且自身完满了的整体之中,也不会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在世     

社会主义革命問題和現时代

本支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分六节。作者在前言中谈到:人类历史的剧烈变动有了新的特点,因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随之而有所改变。在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洪流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作者在第一节中说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以多少不同的面貌出现”。科学技术的革命以及受它制约的生产增长的速度和生产社会化的规模,必然要求经济关系体系的改变。即使是垄断资产阶级也不会对历史舞台上发生的事件袖手旁观。资本主义体系用“计划化”、“国家调节”、“整体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执行局部“让步政策”,给以前的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等办法来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速度。采用上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使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产品增长率大大提高。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以及在它影响下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发生的变化,“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酝酿和展开的新形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者在第二节中谈到:工人阶级不用等待革命形势的尖锐的形态,就能够不断扩大进攻垄断资本家的政权的基地,“一步一步地迫使他们退出关键性的经济阵地和政治阵地”。不言而喻,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全部政权转移给工人阶级的质变的时刻不可避免地会到来”。第三节写道:在现代的条件下,革命和改良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改革的纲领包括:主导的生产部门的民主国有化、群众对这些部门的活动的监督、工人阶级参与对经济的管理、深刻的农业改造、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民主化和经济军事化的肃清。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深刻的民主改良获得革命的性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相对和灵活”。第四节谈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政治力量,说什么:“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采取一致行动的做法,乃是工人运动走向团结一致的现实道路”,并说共产党不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整个过程的“唯一的领导党”。作者在第五节中说:在俄国革命中,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意味着以苏维埃来全部代替过去存在于国家机构中的制度。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在由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继承性”。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增大了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逐渐从质上改造旧国家机器的许多环节的可能性”, 在第六节中,作者说:在许多已摆脱殖民压迫的国家里,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有的国家还没有共产党,民族解放革命是由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来领导的。这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权能够担负起某些无产阶级专政固有的职能。随着革命的社会经济改造的实现,民族民主能够有希望转变为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已解放的国家的革命民主主义政党能够进一步转变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活动的劳动者的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党。     

苏联心理学会討論第十八届国际心理学会議的准备問题

据苏联《心理学问题》杂志1965年第4期报道,1964年11月25日和26日,苏联心理学家协会中央理事会曾举行会议,研究了1966年8月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心理学会议情况。这次国际心理学会议将讨论以下一些问题。一、心理学的生物学和生理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