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妮神经症理论述评

依照神经症演进的心理历程为线索,从神经症的起因、人际策略、心理内防御策略、最终表现和治疗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霍妮的神经症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霍妮的神经症理论是对弗洛依德思想的批判继承,其理论影响力、应用性正受到应有的关注。     

"修辞立其诚"的语义学诠释

“修辞立其减”本为孔子读《易》解经之语,但它却对后世的文学评论及修辞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高频率的使用还使它凝结为词——“修辞立诚”。如此,“修辞”与“立诚”在结构上成为平行并列的两个词。但从修辞角度看,二者则有密切的从属关系:“诚”内“辞”外,“诚”主“辞”从,“辞”以“诚”存。“诚”在儒家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也说明,修辞应以“诚”为本,“辞”要服从并服务于“诚”。所谓“修辞立其诚”,是指以“诚”为前提并以“诚”为主导的“修辞”。     

他心问题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进路

作为当代心智哲学九大问题之一的他心问题,肇始于Descartes主义对心身关系的认识。问的是:我们能否知道以及怎么知道他人有心,亦即有思想、经验和情感等?对于他心问题的解决方案,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当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神经生物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大脑测试技术等)的深入发展,哲学家与心理学家的知识联姻和交叉合作研究,提供了关于他心问题的若干重要成果和实证资料。他心问题不再成为"理论的死角"。当代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出现(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SCN,2000),在科学方法论上更加关注对社会性心智现象的神经机制考量,一系列研究成果都为揭示他心问题提供了科学旁证。这不仅说明了认识他心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通向认识他心方式的多样性,物理学的方法并不是与他心相隔绝。本文尝试从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进展:镜像神经元系统,他知与自知、他心知觉和再认的社会标记、他心社会判断和归因入手来论证他心问题的可释性,为他心问题的论证提供一条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进路。     

网络突发事件中的负性偏向：产生与表现

在网络突发事件的产生和传播中, 人们往往更关注负面信息的加工和传递, 存在负性偏向。本研究依据事件酝酿、爆发、蔓延阶段的特征, 构建心理机制模型, 通过3项研究分别检验了信息内容、信息加工和信息传递中负性偏向的产生和发展。结果表明, 负性偏向不仅产生于网络突发事件的源头语篇中, 还产生于个体信息加工和人际信息传递过程, 表现为个体对负性词汇更好的记忆效果及更高的辨别力, 以及网民间对负性信息的选择性传递和对模糊信息的负性解读。研究有利于认识网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规律, 科学应对舆情危机, 创新网络治理。     

注意促进运动知觉判断的时间进程

本研究通过控制深度视觉线索, 分析3D SFM (structure from motion)知觉中的眼动特征, 探讨注意对SFM知觉判断的影响及其时间进程。结果显示, 有线索刺激比模糊刺激的判断更加快、更加肯定(百分比更高); 眼睛移动方向和微眼跳方向都分别与知觉判断的运动方向具有一致性; 微眼跳频次、峰速度和幅度也都分别表现出深度线索的促进效应。实验结果表明, SFM知觉过程大致分为速度计算和构建三维结构两个阶段; 注意对SFM知觉的调节作用主要发生在构建三维结构阶段; 注意从150 ms开始指向选择对象, 驻留持续约200 ms后, 从局部运动矢量流转移到整体运动方向的知觉判断。     

工作记忆中的积极效应：情绪效价与任务相关性的影响

积极效应指相比于年轻人, 老年人更倾向于优先加工积极情绪刺激而非消极情绪刺激。近年来工作记忆的研究发现积极效应会受到情绪效价与任务相关性的影响：情绪效价作为任务相关属性的研究支持工作记忆中存在积极效应, 具体表现为老年人对积极情绪刺激记忆的增强, 以及对消极情绪刺激记忆的减弱; 情绪效价作为工作记忆任务无关属性的研究相对较少, 且未发现一致的积极效应, 提示情绪效价及任务相关性均为影响工作记忆积极效应的关键因素。脑成像的研究初步表明, 工作记忆中情绪加工上的年龄效应与背侧执行系统和腹侧情绪系统的随龄功能变化有关。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与双竞争模型对工作记忆中的积极效应具备较大的解释力, 而动态整合理论尚缺乏实证研究支持。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究老年人工作记忆不同阶段情绪加工的特点, 澄清不同情绪材料内在编码过程上的差异对积极效应发生机制的潜在影响, 探讨情绪效价及任务相关性影响工作记忆积极效应的关键神经环路, 并揭示情绪工作记忆训练提升老年人认知功能与情绪体验的内在机制及其潜在应用价值。     

消极家庭表征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归属感需求和社交敏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情绪不安全感理论,采用问卷法对湖北省两个城市的两所中学共4476名学生进行调查,探究了消极家庭表征和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归属感需求和社交敏感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显示:(1)青少年消极家庭表征能显著正向预测其网络人际关系成瘾;(2)归属感需求和社交敏感在消极家庭表征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的关系中均起显著的中介作用;(3)归属感需求和社交敏感在消极家庭表征和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为开发针对性的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的预防和干预方案提供了理论基础。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系统合理信念反映了人们的系统支持态度,即对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性的感知,以及相应的支持和维护社会系统的态度。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等自利取向的理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不利于低地位者维护自我及内群体利益,因此会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另一方面,系统合理化理论却提出,在不平等更极端（而非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反而更可能合理化不平等,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实证研究中,两种观点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同时也面临很多质疑。 面对上述分歧,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即“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该模型认为,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解释了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关系的“全貌”。因此,理论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不平等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在于分析不平等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 第一,在认知基础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不平等“量”的程度及其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该模型认为还应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及其不同效应,即关注低地位者对不平等的认知过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损害低地位者个人或群体的现实利益,构成一种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的信念相冲突,构成一种象征威胁。 第二,在动机基础方面,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分别使其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且两种动机彼此冲突;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对立视角考察两种动机,或是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两种动机是并存的,相互之间并非全或无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什么影响二者孰强孰弱,又是什么决定了何者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区分不平等“质”的差异是厘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换言之,不同动机为低地位者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动力,而何种动机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进行认知。具体而言,当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时,更可能激活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进而抑制其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而当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时,更可能激活其系统合理化动机（进而抑制其自利动机）,继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 “双路径模型”通过分析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认知基础,进而厘清不同动机的作用,将以往研究中看似矛盾的结论整合于一,为理解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解释两种理论的“分歧”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     

序列依赖效应——一种全新的“历史效应”

自2014年来, 研究者在视觉加工中发现一种全新的历史效应——序列依赖效应(当前刺激加工向先前刺激方向偏移的吸引性加工偏差)。近期研究发现：该效应广泛存在于视觉加工的各个层面(既包括朝向、空间位置、数量等低级特征, 也包括身份、吸引力、美感等高级属性); 其来源极为复杂(包括感觉编码、高级皮层的反馈调节、工作记忆、决策模板、感知与决策的级联等), 反映出不同层次的过往加工痕迹向当前认知的投射。针对该效应的典型特征、影响因素、认知与神经机制, 已涌现大量研究, 同时也存在严重争论, 亟待研究者深入探讨和厘清。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Shared Values of Humanity and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The building of a shared community requires enduring efforts.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s the largest community of human society for nation-states so far,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globalization. In this era, globalization needs to be oriented at demolishing the false universality in the past and rebuild the genuine universality, which makes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onstructively logical in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The new universality is the shared values of humanity. In essence, the shared values of humanity are a “common good” formed by all nations for their common interests, common needs, and common development, which makes them a new universality. The emergence and formation of the shared values of humanity was developed naturally in the long term among the exchanges of all n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nking mode, the shared values of humanity focus on 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n the intersubjectivity of the countries and the nations instead of hegemonic rationality, while adhering to the consultative princi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the shared values of humanity unite the value of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Their fundamental connotation reveals that the shared values of humanity dialectically unite cultural commonness and particularity. Build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its core shared values has in fact proposed a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The fundamental connotations of the new model for human advancemen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aspects: new cultural value, the new paradigm of civilization, and new cultural exper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