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绩效和满意度的影响：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及程序公平的调节作用

通过对国内一家企业共785位员工及其直接主管的问卷调查, 考察了下属心理资本在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工作绩效及满意度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程序公平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下属的心理资本与其工作绩效和满意度正向相关; 2)下属的心理资本部分中介了变革型领导对下属工作绩效及满意度的正向关系; 3) 下属的程序公平调节了变革型领导对下属心理资本的影响。具体而言, 下属的程序公平感越高, 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心理资本的正向关系越强, 反之越弱; 4) 进一步地, 程序公平调节了下属心理资本对变革型领导－工作绩效和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即：程序公平感越高, 变革型领导通过心理资本对下属的工作绩效和满意度所产生的作用就越强, 反之越弱。最后讨论了该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冲突情境中青少年的亲社会意图:预期重要他人观点的影响

青少年在特定情境下的亲社会意图受到重要他人的影响,而预期重要他人观点的影响更为明显。本研究借助假设的冲突情境,考查了327名青少年(男生146人,女生181人)对重要他人的观点的预期及其对亲社会意图的影响。结果发现,青少年的亲社会意图与其预期的重要他人观点的偏离程度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个人健康—他人健康"、"个人学业—他人学业"、"人际关系—诚实品质"三种冲突情境中,青少年的行为意图分别与预期的父母、教师、同伴的观点偏离度最小。预期重要他人观点对亲社会意图的影响受到青少年对相应观点认可度的调节,在高认可度水平上,预期重要他人观点正向预测亲社会意图;在低认可度水平上,上述预测作用并未显现。该结果表明不同重要他人对青少年的影响是相对独立的,且受到生活事件领域的制约。     

文本阅读中时间信息加工特点及二阶段模型的建构

时间信息的加工一直是当代阅读心理研究的热点。以往研究对时间信息表征的性质、维度特征、提取机制等问题存在诸多争论, 主要表现为强印象假设与场景理论的冲突。我们认为, 文本阅读中时间信息的加工包括两个阶段：加工时间词以及低水平的更新情景模型阶段和通达与整合先前信息阶段, 强印象假设和场景理论争论的实质在于前者解释的是加工的第一个阶段, 而后者解释的是加工的第二个阶段, 因此, 总是难以调和。本项目首先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将二者加以整合, 然后采用经典的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与现代的眼动研究技术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对文本阅读中时间信息表征性质、加工的维度特征、提取过程的激活与抑制特征等问题的探讨, 为本项目提出的时间信息加工的二阶段模型提供行为实验与眼动实验证据, 从而解决该领域中强印象假设与场景理论的长期争论。本项目的理论构想与研究技术对文本阅读其他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利他惩罚的发生机制及其神经基础

利他惩罚是指个体为惩罚违反社会规范的人而自愿个人支付成本,它在人类合作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认知控制"与"情绪满足"被用来阐述利他惩罚的产生机制。而神经层面的研究也发现,利他惩罚主要涉及以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为主的基于规则的系统和包括纹状体、内侧前额叶皮层以及脑岛等脑区在内的情绪驱动系统。此外,5-羟色胺、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可能是利他惩罚行为发生的神经生化基础。未来研究除了需进一步深入探讨与整合利他惩罚的发生机制、神经机制、基因机制以外,还应注重利他惩罚在自然情境下的研究。     

上司不当督导与下属绩效行为的作用机制及其干预策略

不当督导与绩效行为的关系是组织行为学领域一个新的研究热点问题。本研究拟以情绪事件理论、替代侵犯理论、归因理论为指导, 采用问卷调查、投射测验、情景模拟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愤怒、羞愧、职场中的他人行为及自我归因在不当督导和绩效行为之间的作用, 揭示其非线性的作用机制, 丰富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内容。本研究借鉴情绪调节理论及方法, 寻求有效的不当督导干预策略, 以期指导员工走出不当督导-消极情绪-不良绩效行为恶性循环的泥沼, 同时也检验本研究关于不当督导和绩效行为理论模型的科学性。     

奖赏预期调节局部注意干扰效应

局部注意干扰效应(Localized attentional interference, LAI)是指在视觉搜索任务中同时搜索在空间上分离的两个目标时, 或者目标周围存在一个无关奇异项时, 这两个关键刺激相距较近时产生的干扰现象。本实验采用视觉搜索范式, 探讨了奖赏预期对局部注意干扰效应的影响。实验1采用双目标搜索任务, 要求被试判断搜索画面中两个奇异项刺激的形状是否相同。结果显示奖赏条件和无奖赏条件都表现出显著的距离主效应, 随着目标间距离增大, 被试的正确率提高, 反应时下降。同时, 在远距离时, 奖赏条件下的正确率高于无奖赏条件, 而在近距离时, 奖赏条件下的正确率反而低于无奖赏条件, 即, 奖赏条件下局部注意干扰效应反而增大。高动机状态增强了两个目标的表征, 反而不利于解决局部注意干扰效应。实验2采用单目标搜索任务, 要求被试判断特定目标的方位并忽略另一无关奇异项刺激。与实验1不同的是, 实验2仅在无奖赏条件下观察到显著的距离主效应, 即被试行为表现在远距离时更好; 而在奖赏条件下, 被试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表现一样好, 即没有局部注意干扰效应。这说明在奖赏预期条件, 个体可以有效抑制分心物刺激的干扰, 将注意集中于目标刺激的加工, 从而对局部注意干扰效应产生调节。整个研究表明, 奖赏整体上能够提高对任务相关刺激的表征, 并抑制任务无关刺激, 虽然这并不总是能够提高任务表现。     

语音型噪音对二语者汉语元音声调感知的影响

在安静、语音型噪音、语音调制型噪音三种背景下测量了汉语母语者、汉语中、高水平的韩语母语者感知汉语元音和声调的正确率。安静背景下,三组人的语音感知类似,而在语音型噪音背景下,汉语母语者的感知正确率显著高于中水平二语者。进一步的检验表明中水平二语者在语音型噪音背景下的感知难度较大是由于其受到的语音型噪音中能量掩蔽的影响比母语被试要大,而其受到的信息掩蔽的干扰和另外两组被试相近。     

团体宽恕干预在恋爱受挫群体中的运用及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为探讨团体宽恕干预在大学生恋爱受挫群体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以31名在恋爱中受到过伤害的女大学生为对象进行6次团体宽恕干预,并设立一般干预组和控制组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前测中,三个组在恋爱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抑郁量表、焦虑量表和幸福感量表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2）后测中,在恋爱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上,宽恕干预组均优于控制组,而一般干预组和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在抑郁、焦虑和幸福感三个量表上,宽恕干预组和一般干预组都要优于控制组,但两个干预组之间差异并不显著;（3）前后测比较显示,宽恕干预组在各个指标上均有了显著变化;一般干预组在抑郁、焦虑和幸福感量表的得分上有了显著变化,但在恋爱宽恕的各个维度上（除报复维度）变化不显著;控制组则在各个指标上都没有显著变化。研究表明,面对恋爱受挫群体,宽恕干预的针对性更强,并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不同符号形式数字的数量表征

针对以往对不同符号形式数字数量表征的ERP研究只应用以反应为原点分段平均分析方法,以及忽略对后期符号效应观察,从而造成对数量表征的考察不完善的状况,本研究利用ERP技术,结合借助潜伏期平移思想的以刺激为原点的分段平均方法,对阿拉伯与汉字小写的两位数数字的数量大小比较任务进行考察.结果表明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数字在编码表征阶段存在差异,ERP结果中符号效应与距离效应无交互作用,但是在距离效应出现的同时仍然存在符号效应,说明不同符号形式数字的数量表征并非完全相同.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meta-bases of attitudes: Unique effects on information interest and persuasion

The authors investigated the predictive utility of people's subjective assessments of whether their evaluations are affect- or cognition driven (i.e., meta-cognitive bases) as separate from whether people's attitudes are actually affect- or cognition based (i.e., structural bases). Study 1 demonstrated that meta-bases uniquely predict interest in affective versus cognitive information above and beyond structural bases and other related variables (i.e., need for cognition and need for affect). In Study 2, meta-bases were shown to account for unique variance in attitude change as a function of appeal type. Finally, Study 3 showed that as people became more deliberative in their judgments, meta-bases increased in predictive utility, and structural bases decreased in predictive utility.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existence of meta-bases of attitudes and demonstrate that meta-bases are distinguishable from structural bases in their predictive ut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