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器官衰竭认识过程中的启示

作为危重病、创伤、手术以及严重感染等所致的高死亡率原因———多器官衰竭 (ＭＯＦ) ,已被广大医务工作者所接受 ,并从宏观的机体状况以及相对微观的器官功能进行评价 ,努力寻找防止ＭＯＦ发生的有效途径。但从病理过程来看 ,ＭＯＦ仅是严重创伤、感染等所致的结果 ,而其间的病理机制显然是阻碍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原因。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ＳＩＲＳ)与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 (ＭＯＤＳ)的提出为我们对ＭＯＦ的认识及临床思维起到积极的作用。1　对ＭＯＦ的认识沿革1 1　最初认识阶段 :二次大战中 ,由于创伤、出血所引出的创伤性…     

初中生感恩与学业成就的关系: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

采用青少年感恩量表、学习投入量表和学业成就量表对669名初一、初二年级的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初中生感恩与学业成就的关系,探讨学习投入的情感、认知和行为三大成分在其中的系列中介效应,以及学业成就性别差异的可能来源。结果表明:(1)初中生的感恩与学业成就正相关;(2)学习投入三大成分在感恩与学业成就之间具有系列中介效应;(3)女生比男生具有更高的感恩和行为投入水平,有助于解释初中生学业成就性别差异的来源。     

创伤暴露程度对中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复原力的调节作用

采用创伤暴露程度调查表、复原力量表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调查了汶川地震1年后的773名中学生,考察了其复原力在创伤暴露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地震1年后,中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较低,其中男生的水平低于女生,初一学生的水平相对低于初二、高一和高三学生;创伤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各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复原力在创伤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回避性症状与警觉性增高症状的影响上发生负向调节作用,在创伤暴露程度对闯入性症状的影响上不起调节作用。     

论医院经济效益

医院增加医药收入是天经地义的,但不能在病人身上创造经济效益.通过对当前问题的剖析,提出在当前群众看病难的社会环境下,提高医院经济效益,兼顾病人利益的政策性建议.     

我国医学生总体培养目标定位的思考

高等医学教育培养什么样的医学人才,是高等医学院校需首要明确并解决的问题,也是医学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对中外医学人才培养目标的研究,结合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现状,提出我国的医学生总体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培养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学精神相结合的有一定实践能力的医学人才.     

质量表征和眼动过度追踪对表征动量的影响

人们对运动目标最终位置的记忆常常会向运动方向发生偏移, 这种偏移被称为“表征动量”。现有研究对表征动量的解释涉及从低水平的知觉加工到高水平的认知加工等多个方面。本研究采用不同材质和滚动声音的球体作为刺激材料, 考察高水平的质量表征对表征动量的影响以及知觉水平的眼动信息在其中的作用。实验1探讨了对目标质量的主观表征对眼动追踪和表征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 质量表征会同时影响眼动追踪和表征动量。实验2通过不同的提示线索控制眼动追踪, 进一步探讨眼动过度追踪对表征动量的影响。我们发现, 非自然追踪的条件下, 表征动量会减小, 且质量表征对表征动量的影响不再显著。本研究结果表明, 高水平的质量表征对表征动量的影响会通过知觉水平的眼动过度追踪起作用; 然而, 表征动量还受其它因素影响, 眼动信息并非决定表征动量的唯一因素。     

公共健康领域权利与善的和解

公共健康领域中个人权利与共同善的冲突往往难以避免,如何调解二者之间的冲突成为公共健康领域的一个核心伦理问题。个人权利与共同善冲突的实质是个人与社会的权利冲突。但是,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如果能够从“义务”的视角思考公共健康问题,个人权利与共同善的冲突或许就可迎刃而解。个人要确保自己的权利,就必须对所处的社会承担义务。同时,社会也要承担保护个人权利的义务。个人与社会之间在履行相互的健康义务中实现了权利与善的和解。     

ICU向患者家属开放的理论研究

ICU实行的基本是封闭式管理,这不仅带来了一些伦理问题,也容易引发医疗纠纷,从伦理学的需要、预防医疗纠纷、改善医患关系等方面探讨ICU向患者家属开放的必要性,分析开放存在的问题,论证了ICU向患者家属开放的可行性.     

论曾国藩家训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曾国藩家训伦理思想是中国仕宦家训的发展颠峰。其主要内容是：孝悌乃家和之方,勤俭乃兴家之本,谦敬乃交接之要,知足乃立身之术。其基本方法是：以身立范法、严爱殷责法、因材施教法。这些内容和方法对于当今家庭伦理道德、社会公德、行政道德、劳动伦理及消费伦理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精神疾病、行为控制及其伦理冲突

精神疾病的诊治,不仅具有基于治病的医学目的,而且还带有行为控制的社会目的和功能.因此,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本身,与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一样,需要伦理的思考和论证.在医生、社会和精神病患者之间的互动、而又充满矛盾的三角关系之中,医生对于社会和对于病人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冲突,尤其需要伦理的审视.医生被赋予特殊权力的同时,也应被柯加与之相称的伦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