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K.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

科西克的新作表明,为了促进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哲学史著作、哲学批判著作、宣传与解释经典作品的著作,而且首先需要真正的哲学著作。而科西克的新作《具体的辩证法》正是在本体论方面具有独到之处的哲学作品。科西克在该书的每个重要章节中,都以各种方式提出并解决客观现实的问题。他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制为方法论、认识论或者逻辑学,也不能把它限制为客观现实的理论或者仅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作者首先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他反对下面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而不能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社会学,最多只是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基础;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包含有哲学方面和社会学方面。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哲学,同时又是社会学。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作为关于社会的哲学科学,才能头一次科学地解决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作为社会学的科学,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哲学问题。作者也谈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他反对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全部问题包括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领域内,而认为它们之间既有深刻的有机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其次,作者论述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他说:具体社会学研究是发展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种形式;没有具体社会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有变为由一些凝固的、固定不变的、脱离现实的概念和范畴组成的体系的危险。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伟大的创举》都是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他反对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现象的任何研究都称为具体社会学研究,而主张把社会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区别开,认为具体社会学研究只是社会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再次,他阐述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这样的对象包括:一、社会在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二、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及其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成长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过程;三、劳动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互关系的动向,首先是人的形成过程,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的形成过程;四、家庭和日常生活关系;五、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科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宗教存在的原因和消除的条件,社会主义意识向共产主义意识过渡,等等。最后,他论述了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和原理,是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而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则包括提出假说、进行社会实验、填调查表、直接访问、研究私人文件、进行观察以及模拟、统计和数学方法等等。     

存在主义与美国哲学生活

存在主义在美国没有真正生根。它赢得了一些热情的门徒,但是它没有产生一个像海德格尔、萨特尔或马赛尔那样有权威的哲学家。有人认为存在主义已经说完它要说的一切了。无论如何,美国的贡献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人们也曾多次尝试对这个运动作一次总的考察,并试图估计它的力量、它的弱点和它的价值。此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Die Dialektik bei Hegel und Marx》,Bremen 1961年)是海斯于1960年在西德不来梅的“思想会晤”中所作的报告。内容极其反动。作者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决不可能仅仅接受了辩证方法”,而且还“接受了黑格尔关于世界的阴暗描绘”,即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异化世界”的描绘。马克思虽然“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但并未去掉其“神秘外衣”。马克思只是把“构造体系”、“描述历史”的方法变成了“虚构预言的工具”、作者污蔑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资本主义并没有象马克思所想象的那样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也走了另一条道路”,“阶级斗争并没有向尖锐化的方向发展”,“在西方世界存在着资木和劳动之问的契约关系,甚至简直是合伙关系”;业已完成的“一种共产主义革命”“既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上的世界革命,也不是在马克思预言的地方发生的”;“马克思所看到的许多矛盾业已消失,并失去了他所赋予它们的意义”。作者说当代世界只有贫富之间的矛盾,攻击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加剧这些矛盾,驾驭这些矛盾,使它们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作者最后还向反动统治阶级献策献计,说什么用暴力“不可能永远遏制”马克恩主义革命理论,只有批评马克思主义才能“把使用武器的肩膊弄得瘫痪无力”。     

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

[译者说明]目前苏联哲学界对于基础问题持有几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基绌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有人认为基绌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存在的各种类型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述有人企图把上述两种意见结合起来。这里译出的Α.Γ.哈尔切夫的文章属于第二种意见。他认为不应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概念和“社会的经济基绌”概念等同起来。在谈到具体的历史发展时,决不能只以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每个特定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同样,也不能把阶级社会里的上层建筑只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以及与其适应的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

苏联和其他反希特勒盟国的军队击溃了德国法西斯政权,这就为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的德国开辟了道路。各战胜国在波茨坦协定中规定了对过去法西斯时期的批判清算和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和平民主发展的各项原则。这些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原则及其彻底实现的途径也应该成为在德国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宗教

本文是谭·胡尔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塞拉斯纪念专号”(第15卷第1期)上的一篇吹捧塞拉斯的人道主义的文章。作者说,人道主义者是“反唯灵论者”,他们由于不愿“一笔勾销”“在文化史上起过深入人心的作用的”宗教,因而“面临了把宗教纳入他们的体系的问题”。人道主义者不同于宗教徒之处在于,他们认为“人自身即是价值之所在”,“宗教只不过是对人的生活的价值的忠诚”,在理智已经成熟的今天,人道主义是“宗教的逻辑发展的归结”。人道主义老提出宗教有非科学的“教条主义和出世性”,这是今天的人们不能容忍的;基督教“对普通人的道德尊严、人的手足之情和对慈善与博爱的强调”是人道主义者应该学习的,“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渡过当前的危机,不用原子弹彼此炸死的话,我们可能将学会立定脚根……甚至为逐步建立……善的生活而工作。”作者最后叙述了进化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人道主义对人的认识能力的看法,并强调人道主义在实践上成为未来的宗教的可能性。     

现代物理学的自然观

本文原系作者(W.Heisenberg,1901—,著名物理学家,现任西德慕尼黑的普朗克物理研究所所长)受慕尼黑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的邀请而发表的一篇演讲,后来刊于西德《总汇》杂志(《Universitas》英文版)1965年第3期。这里译出的是该文全文。一、作者在本文中大力宣扬他的物理学的唯心主义。他否认基本粒子的客观实在性,他认为这是“对真实事实的一种过分粗糙的简单化”。半个世纪以前,列宁就曾嘲笑那些物理学的唯心主义者,他们叫嚷说,物质消灭了,只剩下一些方程式了。现在海森堡用差不多同样的口吻说,很难认为基本粒子“存在于时间空间中”,它们已经“消失到某一门数学的那种透明的明晰性之中”。坂田昌一在“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里对海森堡的这种观点就作了这样的评述:“他认为由于宇宙方程式的发现就求得了万物的最终的形式因。”巴克莱在二百五十多年前曾说,“我完全不能理解,怎么能撇开人的感知来谈物的绝对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现在海森堡则借用现代物理学的一些术语表达了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思想。他说,“对于最小的物质构成成分来说,每一次观察的过程都产生巨大的干扰,我们不再可以独立于观察过程去谈论粒子的活动”;“我们所能探讨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些过程,这些过程仅当我们通过粒子和其他物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去考察粒子的活动时才发生”;结果是,“自然律……已不再涉及基本粒子本身,而只涉及我们对基本粒子的认识。”此外作者还认为心与物已融合为一。他说,“把世界划分为主体与客体、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身体与灵魂……终于不再适宜并导致种种困难”,“这个古老的划分已不再适合于作为洞察现代自然科学的出发点。”他的这段话和阿芬那密斯的“我们的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同格”这句话,又是何等的相似!总之,海森堡的自然观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巴克莱主义”和“马赫主义”的披了现代物理学外衣的新的翻版罢了。二、作者认为,世界危机的根源乃在于技术发展得太快。他十分荒谬地把世界上的“许多困难”归因于“过去五十年内技术的……异常迅速的扩展”。他悲观地说,今天,“技术的发展不再意味着前进了”。为了论证他的观点,作者还引证了庄子《天地篇》中的一段活。他认为庄子所说的因使用机器而造成的“神生不定”,乃是对现代人的状态的“最恰当的描写”。作者又十分悲观地说,要克服“神生不定”而达到“人的确定性”,所走的道路“将是漫长而艰苦的”,“而且我们不知道在路途上我们可能必须经受的是怎样的痛苦。”     

《狹义认識論》导言

最近克劳斯发表了一部以“研究”逻辑语义学为中心内容的著作:《狭义认识论》(《Spezielle Erkenntnistheorie》,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 1965,383 Seiten)。作者在本书“前言”里说,生产自动化、采用电子计算机、企业组织与经济规划的现代形式要求对符号学作“科学的研究”,但是,这门学科迄今在很大的程度上都“被忽视了”,因而许多自然科学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并且在社会科学里出现了“许多教条主义与肤浅的经验主义的现象”。而本书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门以科学态度来研究的语义学”。作者在本书“前言”里还说,虽然语句学、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划分起源于现代数理逻辑奠基人C.D.皮尔士,而皮尔士在许多方面都与实用主义有联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这个课题对现代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作者还援引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关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教授所说的那段话,表示他自己要研究和吸取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里译出的“导言”,集中地表现了克劳斯想“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用符号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企图。作者抄袭皮尔士和莫里斯的观点,把符号学规定为“语言符号的一般理论”,把符号学分为四个部分:研究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的语句学,研究符号与反映的关系的语义学,研究符号与客体的关系的信号学,研究人与他所使用的符号的关系的语用学。克劳斯反对把符号视为“客观存在的对象的反映”,他说,“我们从来都不能说,符号以某种方式依赖于客体,与客体有因果关系”。他认为,符号只是通过反映而跟被反映的客体有关。他公然声称,“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称符号学为认识论的一个分支”。在这以前克劳斯还写了概括地讨论符号学问题的《符号学与认识论》(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3年)、专门讨论语用学问题的《语词的威力》(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4年)、部分地涉及语句学问题的《现代逻辑》(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4年)以及一些论文。民主德国的某些哲学家对他的这种研究趋势赞扬备至,说什么克劳斯的著作“采取了反教条主义的立场”(《统一》杂志1965年第6期),“将若干神圣的禁物抛于舟外,沉诸大海”,“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德国哲学杂志》1965年第4期)。     

K.S.Lashley和大脑皮层的整合作用

K.S.Lashley(1890—1958)为美国著名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其一生主要从事研究动物脑的机能与行为的关系問題。1929年9月,他以美国心理学会会长的名义向第九屆国际心理学代表大会发表了《行为的基本神經机制》的演说,后来登载在1930年的《心理学評論》上。由于这篇演说集中地攻击了反射的理論,当时就引起巴甫洛夫的反击,写了一篇題为《生理学者对心理学者的答复》的文章,发表在同年的《心理学評論》上。在这篇文章里,巴甫洛夫提出了著名的反射理論的三個基本原理。自从巴甫洛夫于1936年逝世以后,Lashley继續做了不少实驗并写了不少文章支持和发展他自己的观点,直至他逝世。Lashley的大部分实驗是用白鼠做的,但也用猿猴作为实驗的对象。他的机械主义的行为主义观点,在晚年已愈来愈和格式塔学派趋于接近了。但無論如何,由于他的研究涉及許多心理学的基本理論問題,并且由于他儼然自成一学派,对心理学影响很大,所以他的实驗事实和理論观点值得我們注意,批判其錯誤的观点,吸取其有益的事实。最近美国出版了《Lashley的神經心理学》一书,选载了他生前的卅一篇重要的论文,包括引起巴甫洛夫爭論的那篇演讲詞在內?鸫笱е睦硌Ы淌贓.G.Boring特为此书写了绪言,概括地敘述了Lashley一生中实驗研究的重要工作和理论著述,特为譯出,以供国內心理学者、生理学者及其他有关学种的同志們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