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与健康行为

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关系着个体和国民的健康和福祉。目前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参考传统金钱领域的相关理论模型和方法的阶段, 但健康跨期决策具有领域特异性, 沿袭金钱领域理论模型和方法, 导致该领域在研究方法和结果上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健康跨期决策的行为后果是该领域关注重点, 多数研究均报告个体的低时间折扣率、高未来时间取向与其健康保护行为正相关, 与健康风险行为呈负相关。该领域也关注健康跨期决策的影响机制, 如决策对象和决策主体的核心特征等因素。未来研究亟需发展适用于健康领域的跨期决策模型和研究范式, 明确健康行为与跨期决策偏好的关系, 深入探讨健康跨期决策的内在选择机制, 并在健康行为干预和医疗卫生政策应用方面进行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味觉对判断与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

味觉作为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感觉之一, 早已超越“舌尖”的直接感受, 潜在地影响了个体对人际关系及伦理道德的知觉与判断, 改变着个体对冒险与消费等行为的决策。情绪中介假说、具身隐喻假说、进化假说以及社会建构假说从不同视角试图阐明味觉对判断与决策的影响机制。当前研究存在味觉感受存在个体差异、味觉测量难以保证效度、味觉实验缺乏统一研究范式等问题, 未来可继续进行味觉隐喻的验证并将其应用于感官营销、心理治疗等领域, 从生理、心理及社会等多个层面出发, 全方位探讨味觉对判断、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     

孤独症谱系障碍者视觉定向与视觉搜索的特点及神经机制

定向网络是注意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包括视觉定向与视觉搜索两大任务。对于这两大注意任务, 正常个体在神经机制上存在较大的重叠, 然而, 孤独症个体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行为证据。研究者从非社会信息的注意视角发现, 一般而言, 在视觉定向上, 孤独症个体注意转移不存在缺陷, 而注意脱离存在困难, 但该结论仍有争议; 在视觉搜索上, 孤独症个体存在视觉搜索优势, 但该优势发生的阶段及原因仍需进一步探究。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孤独症个体在视觉定向任务中左右视野的不对称性、视觉搜索优势的内在机制及两大注意任务之间的相互关系。     

行为干预情绪记忆再巩固：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

重新激活已经储存的记忆会重返暂时不稳定的状态, 需要经历重新稳定, 称为记忆再巩固。在这期间可以通过多种行为手段破坏、强化或更新原始记忆痕迹, 这为开发一种革命性的情绪记忆障碍治疗方法开辟了道路。然而, 即使在简单的实验模型中引发记忆再巩固的条件也是复杂的, 这给临床转化带来了困难与挑战。未来研究可以设置更具生态效应的基础模型, 寻求引发以及干预再巩固的最佳方式, 从神经生理、细胞分子层面进一步深化其内在机理研究。     

消极身体意象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消极身体意象是青少年健康成长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了解消极身体意象对青少年的危害以及其形成的影响因素, 对于青少年群体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消极身体意象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自我概念、情绪体验、体重控制策略、饮食失调和社会生活五个方面; 并且青少年消极身体意象形成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生物因素(BMI)、社会文化因素(父母、同伴和大众媒体)和心理因素(人格因素、认知方式)。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1) 基于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视角完善青少年身体意象发展的理论模型; (2) 考察社交媒体等新兴因素的作用; (3) 阐明青少年在加工身体相关信息时的认知特点; (4) 推进中国青少年消极身体意象本土化研究。     

身体拥有感及其可塑性：基于内外感受研究的视角

身体自我表征中的身体拥有感(即我的身体属于我的感受)问题一直是自我意识研究的核心话题。大量的已有研究表明, 身体拥有感的体验涉及不同感官信号的整合, 当前大多数研究只重视视觉、触觉等外感受的作用, 一方面忽视了内感受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缺乏对两类感受整合的关注。橡胶手错觉实验和身体障碍患者身上所表现出的外感受和内感受对身体拥有感的影响支持了身体拥有感的可塑性假设, 自由能量原理认为身体拥有感形成的基础是大脑不断评估更新可能性表征来维持稳定。未来的研究需要从改善内感受的测量和刺激呈现方法, 探索影响内感受的高阶认知因素以及关注某些神经症患者的内感受等方面寻求突破。     

身体表征的分离:二分解释模型及其证据

身体表征是一种内部结构,它具有追踪身体状态并对其进行编码的功能。这种结构可以对身体进行错误的表征,并可以从身体中分离出来。来自海豹肢症与躯体失认症等方面的病例,证实部分身体畸形与脑损伤患者的身体表征存在分离;来自橡胶手错觉与全身错觉的实验证据,验证了健康个体身体表征分离的事实。基于上述证据,以身体图式和身体意象为二分维度的模型解释了身体表征的分离。未来的研究可以从神经心理学实验和虚拟现实技术着手,对身体表征的分离进行深入探究。     

情绪的相容性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为探讨具身内隐情绪和外显情绪之间的相容性和不相容性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实验采用情绪视频启动范式诱发被试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同时采用面部表情操纵技术诱导其具身积极情绪或具身消极情绪,然后要求被试完成创造性思维测验中的替代使用任务（AUT）与顿悟字谜测验。结果发现：在积极情绪下,情绪相容组的AUT流畅性得分显著高于情绪不相容组;而在消极情绪下,情绪相容组的AUT原创性得分与顿悟字谜得分显著高于情绪不相容组;灵活性在两种情绪条件下的差异均不显著。结果表明,面部表情和外显情绪的相容性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表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下的情绪相容性分别影响着创造性思维的不同成分。     

未成年犯童年期受虐待程度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采用问卷法对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417名男性未成年犯进行调查,考察了自尊在未成年犯童年期受虐待程度与其攻击行为关系间的中介效应,以及感觉寻求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年龄、家庭月收入和父母受教育水平后,童年期受虐待程度可显著正向预测攻击行为;（2）自尊在童年期受虐待程度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感觉寻求显著调节自尊对攻击行为的影响,间接效应对于低感觉寻求的个体不显著,对于高感觉寻求的个体显著。     

The assessment of individual “Aggressiveness” in pigeons by a variety of means

Pigeons attack or threaten animate and inanimate targets. The assessment of their aggressiveness was studied by exposing them in their home cages to three different stimuli: the experimenter's hand, a live pigeon, and a rear-projected conspecific image when the birds were exposed to intermittent access to foo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and test and live pigeon test was evident, but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either of these responses and the response to a pictorial image was observed. These results combined with other ethological observations cast doubts on the usefulness of schedule-induced responses to pictorial targets 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individual aggressiveness in pigeons, but suggest that the hand test is an adequate and reliable procedure for such evalu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