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模式调查下的测量不变性：跨文化视角

混合模式调查收集数据的有效性需以模式间测量等同为前提.以往调查模式间的测量等同研究尚未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两个自我创新能力评价量表,基于中美两国数据,运用多组确认性因子分析法考察了将由网络调查和纸笔调查构成的混合调查模式应用于自我能力和行为评估时的测量等同问题.结果在美国的样本中发现创新能力评价量表在两种调查模式下具有测量不变性,而在中国的样本中只发现强因子测量不变性,提示混合模式调查下测量不等同的出现是调查模式和文化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我们认为,集体主义文化扩大与强化了纸笔调查和网络调查之间的匿名感知差异,进而受访者可能在网络调查中呈现出“满意决策”作答行为或在线下的调查中呈现出“社会称许性作答行为”,从而增加了出现测量不等同的可能性.     

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的作用：群体情绪与效能路径*

为探究多元社会认同如何通过群体情绪、自我和群体效能路径,影响现实或网络集体行动参与,研究者分别以中日撞船事件、利比亚事件和就业性别歧视现象为背景蓝本,开展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结果发现：群体愤怒情绪主要对现实集体行动有显著影响,效能感对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皆有显著影响;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通过情绪路径或效能路径影响集体行动参与,与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则只通过效能路径影响集体行动参与;两类社会认同与两条路径之间是调节而非中介关系。不同事件背景与不同行动场域下的综合分析表明网络集体行动参与决策更具工具理性特征。     

对信息源的正向跟随倾向对决策效果的影响*

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检验了二元选择情形下高准确率信息源(准确率x >50%)和低准确率信息源(准确率为1?x)对决策者预测效果的影响。尽管从逻辑上二者从准确率层面具有完全相等的信息价值,然而研究结果显示,决策者更倾向于采用正向跟随而非逆向跟随的方式处理来自信息源的信息。这导致低准确信息源的价值未能得以充分利用。学习和信息源的规范性对该信息处理倾向起到调节作用。     

公交行业一线员工人格特质对工作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工作态度作为调节变量

通过问卷调查法,探讨在工作态度调节下大五人格特质与工作绩效的关联。对1277名公交行业一线员工的研究结果表明：(1)人格特质与工作绩效有显著的相关,工作态度在这一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在高工作态度中,人格特质与任务绩效联系较为紧密,工作绩效的良好预测指标是尽责性和外向性;在低工作态度中,人格特质与关系绩效联系较为紧密,工作绩效的良好预测指标是宜人性和外向性。(2)在高工作态度的环境中,人们更看重工作的完成;在低工作态度的环境中,人们更看重关系的协调。工作态度调节着人格特质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人格判断的准确性:特质特性的作用

特质特性是影响人格判断准确性的重要调节变量。已有的研究表明,可观察性高的特质容易判断,判断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也更高;特质的可评估性干扰了自我知觉的准确性,与中性特质相比,可评估性特质的自我—他人一致性更低;与清晰特质相比,模糊特质的自我—同伴判断间的一致性更低,且随特质模糊性的增加而递减。不仅如此,特质特性经常与其他因素如熟悉度交互作用于人格判断的准确性,在考查特质特性的作用时,必须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将该变量与特性匹配、特质分类、个体差异及文化差异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伤害回避的脑机制及其生物基础

伤害回避是指个体对厌恶刺激信号做出强烈的反应,并学会被动地回避惩罚的一种倾向,这一倾向使得个体反复思考未来的结局,并谨慎小心地对待不确定情景中的事件,进而更有可能诱发情感障碍。伤害回避涉及的神经网络包括三个子网络,即额顶叶-前扣带皮层的连接、皮层-杏仁核的连接和白质通道的结构性连接,这三个子网络分别与羞怯感-易疲劳性、预期担心以及不确定环境中的害怕情绪有关。而其生物基础则包括单一基因多态性和基因多态间的交互作用。今后的研究应该集中在深化伤害回避神经网络与生物基础间的联合机制、研究三种及以上基因多态间的交互作用、考察其他因素对基因效应的调节作用、注重伤害回避四种亚型相关神经网络之间的连接、探讨5-HT4等其他几种5-羟色胺受体多态性与伤害回避的关系以及分析伤害回避内部机制在抗抑郁治疗中的作用等方面。     

智慧:结构、类型、测量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智慧是个体在其智力与知识的基础上,经由经验与练习习得的一种德才兼备的综合心理素质,包括聪明才智与良好品德两大成份.智慧可分为常规智慧与应变智慧、群体智慧与组织智慧、个人智慧与一般智慧、德慧与物慧等,可用三维智慧量表、自我评估智慧量表以及智慧发展量表等进行测量,并与年龄、性别、文化、教育、人格、思维方式、智力等存在重要关联.今后应该深入探究智慧的概念与结构,拓展其研究方法、测量工具与教育策略以及开展中国化研究.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自我-他人决策的理性差异及其机制

生活充满抉择,由于知识经验的局限,人们常需寻求他人建议,抑或直接请他人代己决策.诸多研究探讨了自我决策、向他人建议,以及代他人决策之间的差异.探究这种差异的动因之一在于考察何种条件下的决策更优或更“理性”.以往研究表明,自我决策或他人决策(向他人建议或代他人决策)均有可能更易违背理性决策原则,隐含着他人决策优于自我决策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一传统智慧有一定的边界条件.研究者一般从认知(建构水平理论)、情绪(类型和卷入度),以及动机(调节聚焦理论)三种视角对自我-他人决策差异进行解释.本文作者提出基于理由的决策(reason-based account)假设来解释自我-他人决策在理性程度上的差异.未来研究可从决策过程及脑机制上深入考察自我-他人决策差异及其机制.     

Elevation easier than plan for sighted and early-blind adults in a perspective-taking task

Plans show shapes of objects from above, and represent both their left–right order and their order in the z-dimension (the distance of the objects). Elevations show only the vertical shapes of objects arranged from left to right. Plans, having more spatial information, may be more difficult for participants to construct. Results from a study with sighted, sighted-blindfolded, and early-blind participants on Piaget's perspective-taking three-mountain task support this hypothesis. The plan task was judged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elevation task even when participants performed with the same level of accuracy on both tasks. In visual and tactile tasks, amount of spatial-order information may determine difficulty, rather than plan versus elevation per 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