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生气和伤心情绪情景理解

考察三类成人（113名幼儿母亲、42名幼儿教师、221名大学生）对西方研究者常用的22个生气和伤心情景中幼儿情绪的推断;以中国成人的情绪情景理解为标准,进一步考察120名4-6岁幼儿生气和伤心情景理解能力的发展。结果表明：三类成人一致推断的6个生气情景和6个伤心情景,与西方研究者的界定基本一致;幼儿的伤心情景理解能力显著高于生气情景理解能力;4岁幼儿的伤心情景理解能力显著低于5岁和6岁幼儿     

马克思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比较及启示

马克思与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具有同一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公平正义观都源于对资本主义不公平现象的深刻反思,并且他们都极为关注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关注实质正义。马克思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出发来关注现实人的不平等状况,而罗尔斯则从逻辑设定的无知之幕之后引申出正义原则;在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上,马克思是革命式的,而罗尔斯则是改良式的。马克思与罗尔斯在公平正义观上的紧密联系和迥异的学术见解,对建构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公平正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天镇慈云寺

<正>天镇县慈云寺坐落在县城大西街路北,始建于唐代。宋、元、明、清均有修缮,寺院坐北向南,占地5600平方米,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识解水平对跨期选择和风险选择的影响

通过考察识解水平启动对跨期选择和风险选择的影响, 探究两类选择对时间或风险心理加工的相似性。结果发现, 无论以思维诱导为识解水平的启动条件(实验1), 还是以视觉加工为识解水平的启动条件(实验2), 受高识解水平启动的被试对延迟选项和风险选项的主观值判断都要大于受低识解水平启动的被试, 说明跨期选择中的延迟时间和风险选择中的概率具有相似的表征, 而识解水平思维定势是通过影响金额和时间(或概率)的相对权重起作用。即由于高识解水平下的金额权重高于低识解水平, 时间(或概率)权重低于低识解水平, 从而使被试在高识解水平下更愿意等待或冒险。     

死亡凸显对消费者体验性消费选择偏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消费者的决策心理与购买行为会受到周边环境暴露的死亡信息的影响发生变化。本文从意义维持模型出发,通过4个实验探讨了死亡凸显对消费者体验性消费选择偏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死亡凸显情境下消费者更倾向选择体验性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死亡凸显通过降低消费者的生命意义感提高了其对体验性消费的选择偏好。同时,社会支持对此间接效应起到了缓冲作用。研究结果初步揭示,补偿生命意义感的缺失是死亡凸显增加体验性消费选择的潜在机制,这也为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消费者决策行为干预提供了一定参考。     

父母“低头族”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基于体验回避模型的视角

本研究基于自伤的体验回避模型,考察父母“低头族”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并检验焦虑和体验回避的序列中介作用。以808名中学生为被试,采用父母低头族量表、抑郁-焦虑-压力简版量表、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和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问卷进行测试,结果发现：（1）父母“低头族”与青少年焦虑、体验回避、自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焦虑、体验回避与自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2）焦虑和体验回避在父母“低头族”和青少年自伤行为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3）焦虑和体验回避在父母“低头族”和青少年自伤行为之间构成序列中介,即父母“低头族”通过增加青少年的焦虑,从而提高体验回避倾向,进而增加青少年自伤行为。研究从情绪和应对手段角度来考察父母“低头族”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作用机制,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预防和干预具有启示意义。     

手机依赖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学业倦怠的中介作用和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青少年手机依赖、学业倦怠、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及作用机制,采用手机依赖指数量表、初中生学习倦怠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SCL-90心理症状自评量表,对黑龙江、天津、山东、河南、江西8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以及河南省2所初中、2所高中的中学生共1191名青少年进行测查。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1)手机依赖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学业倦怠在手机依赖和心理健康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消极应对方式调节了手机依赖通过学业倦怠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中介作用的后半段路径,相对于低消极应对的青少年,中介作用在高消极应对的青少年中更显著。该研究结果对维护和促进手机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同性恋的社会伦理评价

按照WHO的健康定义与Engel疾病模式,同性恋仍然是一种疾病;也仍然是一种性偏离或性变异。同性恋如同其他性行为或性变异一样,必须受到社会控制和道德控制。而男同性恋对艾滋病传播的负面影响绝不能忽视。     

员工伦理型领导原型对伦理型领导有效性的影响：员工崇敬感的中介作用

基于工作场所中具体积极情绪的理论模型和内隐领导理论, 探究了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 具体是检验了崇敬感的中介作用和员工伦理型领导原型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一项问卷调查研究(193份上下级配对数据)和两个情境实验获得的实证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伦理型领导能够正向影响员工的崇敬感; 崇敬感能够中介伦理型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积极作用, 但对任务绩效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此外, 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会强化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崇敬感之间的正向关系, 即相比于拥有低伦理型领导原型的员工, 拥有高伦理型领导原型的员工更容易对伦理型领导产生崇敬感; 崇敬感能够中介伦理型领导与员工伦理型领导原型的交互作用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任务框架及利他人格对社会折扣的影响

与自我存在一定社会距离的他人获得收益或遭受损失都会给自我带来一定的效用,这种效用随着与他人间社会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该现象被称为社会折扣。本研究采用情境式选择滴定程序,探索并比较了“为他人得益而放弃自我得益”(NG-G)、“为他人不失而放弃自我得益”(NG-NL)、“为他人得益而承担自我损失”(L-G)以及“为他人不失而承担自我损失”(L-NL)4种任务框架下的社会折扣程度。结果发现：(1)4种框架下,指数模型均比双曲模型更好地描绘了被试的社会折扣规律;(2)任务框架影响社会折扣程度,“为他人不失”框架下(含NG-NL、L-NL)的折扣程度比“为他人得益”框架下(含NG-G、L-G)低;(3)任务框架与社会距离的交互作用影响社会折扣程度。随着社会距离增加, NG-G与NG-NL框架下折扣程度的差异逐渐变小, L-G与L-NL框架下折扣程度的差异也逐渐变小;(4)社会距离与利他人格的交互作用显著,高低利他人格者的社会折扣程度只在社会距离较远时存在显著差异。上述结果表明,个体不仅存在自我损失规避倾向,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他人损失规避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