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一性”一词的译释问题(续)

最近在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中,争论双方又从经典著作和其他哲学著作中引了若干引文。为了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又根据原著对有关引文进行了查对,并对某些词的译释问题提出一些个人意见,供给参加讨论的同志们参考。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用世界统一原理来否定认识论中物质与意识的对立时写道:“如果我们要简单明了地说明他的思维过程,那它就是这样的:‘我从存在开始。所以我思维着存在。关于存在的思维,是统一的,可是,思维和存在应当互相一致,它们互相适合,‘互相吻合’。因之,在现实中存在也是统一的。因之,     

学龄儿童理解寓言、比喻詞的年龄特点

一 儿童在入学后,經过教学的影响,不但逐漸掌握了一些知識,而且在掌握方式上也发生着变化,这点在思維活动的特点上表現得特别明显。在学前儿童的心理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感性认識,如果說感性认識也包合着低級思維,即所謂具体的、形象的思維,那么到学龄期,儿童开始能从对事物的外部現象的认識逐漸过渡到对事物內部联系的认識,即所謂抽象的、邏輯的思維。这一变化影响着儿童整个心理活动,使之发生一些质变。儿童     

《周易》元亨利贞解

<正> 一、前言《周易·乾卦》:“乾,元亨利贞。”《文言》解释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是谓《乾卦》四德。按:卦具四德,不必专于《乾卦》。《左传》鲁穆姜以“元亨利贞”为《随》的四德。     

中大二十年

已经是70岁的老年人了,回忆一生,以三分之一的壮年时间,消磨在广东中山大学,广东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从1932年到1952年整整20年,除了1949年10月广东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和1942年休假一年在广西以外,所有时间都在中山大学服务。     

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研究综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说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1951年、1959年和1978年至今,我国先后三次对马克思的这个不平衡关系命题的讨论,都把问题局限于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之间。1979年,何国瑞提     

今本《竹书纪年》作者及成书年代考

程平山先生的《百年来〈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研究述评》比较客观、全面地了总结了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古、今本《竹书纪年》的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观点争论,文章建议跳出"《竹书纪年》本身以及将《竹书纪年》条文分离地和其他文献比较"的思维模式局限,作"在翔实数据下的系统研究",相信"全面系统地研究《竹书纪年》仍会有新的发现"。倪德卫认为今本"完好保存了""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竹简古书的原貌,以此来重订了夏商两代的纪年,并欲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古、今本《竹书纪年》没有价值者,盖因其所记载的舜继尧位、太甲杀伊尹和益启之争等与传统记载不符,从而判定系后世伪作。显然,如果能够确定今本《竹书纪年》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的话,不但对研究本身更加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可以使研究更加务实而简捷。因此,今本《竹书纪年》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之确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本文把今本与古本的主要不同总结为在纪年方式、舜继尧位和益启之争、"帝王之崩皆曰陟"的表述三个主要方面,其中"帝陟"的表述是今本最大、最显著却又一直没有被研究者所注意的一个特点,而前两者则反映了今本作者强调道统的思想。本文从"陟"的释义和使用切入,深入剖析韩愈《黄陵庙碑》一文,发现"帝陟"的表述与韩愈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种种迹象表明,韩愈就是今本《竹书纪年》最初的原创作者。     

改革国画教学模式 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国画是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其作为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艺术瑰宝之一,在经过无数美术教育者的不断探索中逐步发扬壮大,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文章就改革国画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进行了分析阐述。     

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新探——以“不逆诈,不亿不信”为切入点

人们在讨论儒家视域中的"金规则"时,往往只引用《论语》中的有限几条。事实上,整部《论语》有许多文本材料都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关,比如"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对此,可以借鉴法律审判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引入"清白"这一法学术语,借用博弈思维,按照"利者,义之和也"的进路,设计一个伦理学实验。进而经过论证可知,在互相"逆诈"的"囚徒困境"中存在着一条必然导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仇必和而解"之路。康德批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包含对己、对他或共同的责任意识。这样一种说法没有看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逆诈,不亿不信",既是自我限制的原则,也是沟通的原则。     

伦理学说的重建与创新:《吕氏春秋》的“忠”与“诚”概念探析

本文经过《吕氏春秋》的“忠”和“诚”两个概念的内容以及在其论述中的角色之分析,欲论证《吕氏春秋》的作者(或编者)坚信“忠”“诚”等伦理价值的实践是为了建立治理天下的国家不可或缺之条件。具体而言,《吕氏春秋》的“忠”和“诚”论向战国中期后思想趋势提出以下三个观点:(1)更具备说服力的伦理学说之重建;(2)将“超乎地域性”和“非语言”涵义赋予伦理学说;(3)合乎伦理需求且实际可行的统治术之提出。在此我们能够确认《吕氏春秋》的伦理学说未必只是为了协助对秦王单方面有利的君臣关系建立来提出,也未必代表秦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情况。     

我所接触的外国人

我和外国人的接触较少,留学日本二年,没有一个日本朋友。解放后因在北京大学指导外国研究生,有可称为朋友的两人,因为国际情况关系,都好几年没有通信了。一个是捷克人鲍格洛（Timotrus Pokora）,他跟我两年,研究《桓谭新论》（汉代思想家）,回国后常常给我写信,把他的著作寄给我看,其中两篇还是介绍我的《老子校释》和《李贽——16世纪反封建思想家》。他的信件我已找出一些,送给世界宗教研究所请为保藏。另一个是朝鲜人郑圣哲,他跟我两年多,研究题目是《程朱学对于朝鲜的影响》,回国后曾把他与人合写的《朝鲜哲学史》的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