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错事的权利

做错事的权利这一概念初看似乎是一个悖论。本文在排除了各种似是而非的解决方案之后,立足于道德权利的一般性概念对做错事的权利给出了论证。作者认为,道德对行为的评价大体上可分为三类:正确且可被允许的行为、错误且应受批评的行为以及与道德无关的行为。如果排除错误的行为,最终将会使道德权利变得贫乏,从而丧失保护个人选择这一重要功能。而且,做错事的权利也不涉及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     

亚里士多德的个体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弗雷德不仅复活了古代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是个体的观点,而且将这个观点也运用到了属性范畴上,提出了与个体实体相应的个体特性的概念。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在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弗雷德就"个体"(individuals)这个概念,对其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中的思想起源做了穷根究底的分析和研究,在对《范畴篇》中许多关键性段落的理解上提出了发人深省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从而成功地为个体实体和个体特性的概念进行了辩护。而在此基础上,在这篇论文的第二部分,他又就个体实体的概念的形而上学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引入了"忒修斯船"的分析,对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个体实体的概念提出了富于启发的思索。     

作为21世纪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跨国公共哲学观念

一、引言 “公共哲学”这个术语似乎是在20世纪,特别是在讲英语的世界开始使用。然而,假如我们把公共哲学这个概念定义为“从哲学上探讨诸如政治合法性、社会正义、战争与和平、环境问题、公共记忆等各种各样的公共问题的哲学”,那么,可以在西方国家及东亚国家的经典作品中找到与此相当的概念。确实,一种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例如,亚里士多德主义实践哲学在古希腊被提出,这种由伦理学、政治和修辞学组成的哲学可以被视为西方国家公共哲学的源头。     

列奥·施特劳斯与阿拉伯哲学——用中世纪启蒙否定现代启蒙

批判现代启蒙思想当属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核心。为了找到摆脱现代危机的手段,他的批评拒绝与过去决裂和过分信赖人类。施特劳斯一贯反对现代启蒙思想最主要的表现,即虚无主义。在他看来,只有回归古代哲学才能战胜虚无主义,因为有关人类、人性和共同生活方式的话语是在那时创立的。     

赵汀阳教授访谈录——联合国大学“全球正义”访谈系列

让-马克·夸戈（Jean—Marc Coicaud）,法国哲学家,联合国大学教授,主持联合国大学的“全球正义”的系列思想访谈节目,与各国的知名学者对话,讨论前沿思想问题,网上直播。夸戈教授在联合国工作期间任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助手。本访谈有文字访谈与视频访谈两个版本,内容大部分一致,但视频版由于时间关系有部分问题没有讨论到,例如民主问题。这里是文字访谈的完整版。     

教儿童思考哲学——观察、热点、结果和建议

一、关于全球现状的七点重要看法1、从20世纪70年代起,学龄前和小学儿童的哲学实践在全球大力发展起来,如今已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最早的网络是1974年由美国哲学家马修·李普曼在美国创建的儿童哲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董卿：敢于主持自己的人生

从主持中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机智,到央视春晚舞台上的高雅气质,从每年都要主持一百多场晚会的繁忙,到获得“金话筒”奖的荣耀,在中央电视台人才济济的主持人里面,非广院非播音出身的董卿,可谓央视当之无愧的“一姐”。个中原因,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漂亮、文化、知性和魅力,更在于她的果敢和气魄。     

自己与自己角逐

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个好心人,每天都给一个乞丐10元钱。后来,他要结婚了,需要钱装修房子筹备婚礼,就将给乞丐的钱减到3元。一天,乞丐忍不住问：“你为什么少给了我钱？”好心人说：“我要结婚养活我妻子啊!”乞丐生气地说：“你怎么能用我的钱去养活你老婆呢!”好心人被问得一愣,一步两回头地走了。从此．乞丐连3元钱都得不到了,心中充满了怨恨。     

精神科及内科患者医疗决策能力评估的研究进展

在人们活动的任何领域中,当个体到达成熟年龄时一种特别的契约就自然生效。除非有足够的证据,否则我们将从法律上假定他／她的精神能力能够承担这种变化。医疗服务也遵循这一原则。就临床决策而言,首先对决策能力进行检测是患者权利的合法保障。     

知情同意：从纽伦堡到赫尔辛基

知情同意被视为临床伦理学与研究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大量的文献倡导提高同意的必要条件。据说,同意应当更加明确、具体。经验主义的证据显示,满足任何一方标准是极其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目标很难行得通。倡导知情同意不实际与不可能的要求,有极小的价值。讨论告知不能作为临床伦理学与研究伦理学的基本标准,知情同意可以最好视为病人与受试者以及其他人所能选择性放弃其他的义务,而不采取侵害性行为的一种方法。它提供了一种调节根本的义务的重要方式,这一义务是由尊重真正执行同意所需要的伦理标准与认识力的双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