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华严寺举行首届华严论坛暨广州东方寺奠基典礼

本刊讯8月16日,首届华严论坛天然函昰禅师与岭南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广州东方寺奠基典礼在广州市花都区华严寺法堂隆重举行。活动期间,华严寺还举行了第二届华严心禅夏令营开幕式、华严书院和慈善中医馆揭牌仪式。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院长马建钊,广州市民族宗教局局长林建新、副局长汪茂铸,广州市花都区委统战部部长赵龙等领导;台湾中国佛教会前会长净良长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佛教协     

“闪辞族”危机

在商场中,笑到最后的一定是知名度和美誉度皆优的品牌。同样的道理,职场中如能将诚信进行到底,也必将为自己争取到无限的可能,反之则可能使自己的职业生涯受挫。再也不请闪辞族今年,我们公司已经走了几个闪辞族。他们都是职场新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有些做了一个季度,有些做了两个星期。最过分的是刚走的这个,过了试用期,什么保险都开始帮他买时才说想走,害得我被各部门的头     

儿童4岁时的自我控制对其7岁及11岁社会适应的预测

采用追踪设计,考察了138名儿童4岁时的自我控制对其7-11岁期间社会适应的影响。分别采用实验室观察法和问卷法测量了儿童的自我控制与社会适应。研究结果表明（1）儿童4岁时的自我控制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中女孩的自我控制水平显著高于男孩;（2）4岁时的自我控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7岁时母亲报告的外显和内隐问题行为,以及父亲报告的外显问题行为;（3）4岁时的自我控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7岁时教师评价的学习问题行为;（4）4岁时的自我控制能够显著负向预测11岁时父亲报告的外显问题行为;（5）4岁时的自我控制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教师报告的挫折耐受能力。     

60年代以后苏联心理学对自我意识问题的研究述略

本文概要介绍了6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苏联心理学对自我意识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1.自我意识的实质、地位和发展因素;2.自我意识的结构;3.自我意识的发生;4.对西方自我意识研究的态度。作者认为,苏联心理学对自我意识的研究始终坚持了唯物主义传统;苏联对自我意识的研究70年代以后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但仍有很多问题没解决;苏联心理学者近期十分注意西方学者对自我意识的研究,但在研究的广度、实验技术和已积累的资料等方面,距西方仍有一定距离。     

杰罗姆·凯根的气质理论及研究进展

杰罗姆·凯根的行为抑制性研究为心理学界研究气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用批判的眼光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提出 ,要结合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尤其是生物学、神经生理学知识来研究气质 ;要用归纳的方法尽可能多地收集新信息 ,不拘泥于已有的理论和概念 ;要科学谨慎地使用统计方法 ,并不断地发掘新的、合适的统计手段。     

略论佛教“气功”(四)

略论佛教“气功”四陈星桥三、佛教“气功”与医疗保健祛病强身乃至怡情养性、延年却老，是各种气功具有的最基本的功用，也是现代气功修炼者共同的目标。佛教徒虽然认为由地水火风组成的四大之身无常、苦、空、不净，但同时也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借假修真和弘扬佛法...     

明后期南京民间音乐的特征

明代南京民间音乐艺术的主要成就在小曲领域,这是由明代特定的经济环境决定的.明代中叶,南京的商业空前繁荣,促进了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市民阶层进一步扩大,使得原本流行于农村的民歌也随之进入城市人的生活中.     

科学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代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潮进入我国学术界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来,随着我国学术界“学术”志趣的迁移,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最初的多方招致责难到近年来逐渐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虽然至今仍有学者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马克思主义”,但大多数学者早已或正在“是其所非”;不仅如此,一种更加激进的倾向也由隐及显,浮出水面,一改往日那种羞羞答答、闪烁其辞的默契,走向某种审慎的大胆和直率。但变化虽著,问题却依然,那就是:究竟应当如何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此问题的尖锐性不仅在于怎样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且更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现实和学术背景之下,后者还隐含着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当代形态?它在何种意义上成为我们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资源?等等。所有这些,无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还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都是不应回避的问题。     

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一行到中国佛教协会进行新春慰问

<正>本刊讯2月10日上午9时,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副局长齐晓飞、蒋坚永率局各部门负责人,到广济寺看望中国佛教协会驻会领导,并致新春问候,受到传印会长、学诚副会长、王健秘书长的热情接待。     

民国肇建时期美国传教士对袁世凯之复杂情感

民国肇建之初,美国在华传教士因福音传播事业所需以及袁世凯所表现出的对基督宗教之睦善态度,遂对其抱有好感,寄予厚望,接受其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大多数传教士认为,袁世凯是其时中国领导者之中的最强有力者和最能胜任者,是最能在国家处于困境之际统领国家、给潜在混乱局面带来秩序和稳定的人,是1911年革命后挽救中国危局之最佳人选,故对其高压专制与独裁统治给予辩护,支持其镇压"二次革命"。然而,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期冀变儒教为国教,影响到基督宗教之在华传播,传教士最终对其表示出极大失望,痛惜其"帝制自为"。短短几年间,传教士经历了对袁世凯由"希望"变"失望"的复杂情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