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岁儿童传递推理能力的发展特点

通过有效的实验设计,在控制儿童记忆容量影响的前提下,考察了5~6岁儿童在长度传递推理和重量传递推理能力上的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5~6岁是儿童传递推理能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大概6岁左右,大多数儿童已经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传递推理。(2)此年龄儿童在长度传递推理和重量传递推理能力上不具有显著差异。(3)条件排列的一致与不一致对于被试的推理成绩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和澳大利亚父母报告的儿童社会性发展

采用作者编制的《３－９岁儿童社会性发展量表》的英译本,在２８４名澳大利亚儿童中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对于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巨大的中国和澳大利亚,本量表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跨文化适用性。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各个方面,在中澳父母心目中占有不同地位：中国父母重视自我意识、社会技能、意志品质,而澳大利亚父母更重视社会技能和社会情绪的发展。在中澳两个样本中,女孩的社会性发展量表得分均高于男孩。     

苏联心理学界对活动理论的近期讨论

本文综述了近几年来苏联心理学界对A.H.列昂节夫代表的活动理论的讨论情况。其中包括三种意见,一种是支持态度,一种是持较大异议、企图用系统论取而代之的态度,一种是既不完全支持,也不完全否定的态度。从讨论中可以看出,活动理论在苏联仍有很大影响,人们公认列昂节夫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奠基者之一,公认他提出的活动理论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重要贡献。目前开展的讨论,不是要否定和批判活动理论,而是在爱护、珍惜它的前提下,对它进行补充、修正和发展,使它更加完善。作者认为,这一讨论对我们的主要启示是:一、苏联心理学者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这一点上,没有根本分歧;二、我国心理学界需要展开一些理论上的争鸣和讨论,需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理论家;三、必须首先明确“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究竟走哪条路”的问题,为此应该重视基本理论的建设。     

学习判断与学习时间分配的关系

学习判断与学习时间分配的关系是元认知领域的重要问题, 对学习判断的研究在于使个体了解自己的学习和记忆活动, 从而有效控制学习过程, 合理分配学习时间, 这是元记忆监测影响控制的典型例子。近来有研究者提出学习时间分配不仅表现控制功能, 而且还表现监测功能。于是围绕学习时间的双重功能, 他们提出了元记忆监测与控制至少存在两种关系模型—— MC(监测影响控制)模型和CM(控制影响监测)模型, 后来又提出了两模型相互协同作用的合并动态模型—— 连续波浪型模式和同时发生模型。未来的研究应在继续验证MC模型和完善CM模型的基础上, 尝试检验两模型的合并动态模型。     

管仲生年考

本文从民间传说入手,对照史籍,探求管仲生年。     

父母教养态度与儿童在2-4岁期间的问题行

考察父母的教养态度和儿童在2—4岁间的问题行为的发展变化。采用交叉时序滞后设计,对172名儿童从2岁起进行2年追踪,在被试2岁和4岁时,分别对他们的父母进行间卷调查。结果发现：儿童外显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态度的相互作用较强,儿童在2岁时的外显问题行为可以预测4岁时母亲的惩罚性,内隐问题行为与父母教养态度的相互作用较弱;从2岁到4岁之间,儿童外显问题行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内隐问题行为的稳定性相对略低,父母教养态度也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家庭游戏中的母亲控制策略与儿童顺从行为

以42个3岁儿童及其母亲为被试,考察在家庭自由游戏中母亲的控制策略和儿童的顺从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在亲子交往中,母亲使用直接命令的频次最多,间接命令次之,否定控制最少。（2）3岁儿童对母亲控制的顺从率为56．1％;在儿童的不顺从行为中,无技巧不顺从占优势,其中消极不顺从的频次最多。（3）母亲的弱控制策略与儿童的顺从行为相关最高;强控制策略与儿童的无技巧不顺从相关最高。（4）在儿童不顺从时,母亲的弱控制策略容易导致儿童的顺从行为,强控制策略则容易导致儿童的情境性顺从行为。     

累积生态风险与高职生学习倦怠：消极自我图式和网络成瘾的中介作用

采用累积生态风险问卷、消极自我图式问卷、网络成瘾问卷以及学习倦怠问卷对湖南省4所高职院校的664名高职生进行调查,考察累积生态风险与高职生学习倦怠的关系以及消极自我图式、网络成瘾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高职生累积生态风险、消极自我图式、网络成瘾和学习倦怠均呈显著正相关;(2)高职生累积生态风险对学习倦怠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间接效应包括了三条路径:通过消极自我图式的中介作用、通过网络成瘾的中介作用以及通过消极自我图式和网络成瘾的链式中介作用。这一结论有助于理解累积生态风险对学习倦怠的作用机制,为降低高职生的学习倦怠提供参考建议。     

论制度及其社会意义

研究社会发展,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社会指标体系来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进行科学的评价。以往,人们更多地将制度作为既定的前提,而把社会发展作为一种技术机制来加以讨论,这样,往往难以解释超出实证范围的诸多社会现象,难以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现实做出合理的诠释。实际上,社会发展既是一种技术机制,更是一种制度安排。应力图在社会发展技术机制的背后找出社会发展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这一深层原因,并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指标体系来加以讨论。通过制度分析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有助于从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更广阔的视角去把握社会发展的运行轨迹。同时,对于研究中国二十几年来的社会变迁也具有更真切的方法论意义。     

不同冥想类型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冥想与创造性的关系正逐渐被关注,澄清冥想练习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对个体创新潜能的培养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冥想类型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具有特异性,专注冥想主要通过注意聚焦和提升自上而下的执行控制能力来对聚合思维产生积极影响;正念冥想引起的离焦的注意状态,以及对认知灵活性和积极情绪的促进,有助于发散思维。未来应加强不同冥想类型与创造性思维的整合研究,探讨冥想影响创造性思维的脑机制,以及冥想与其他干预训练对创造性思维的不同作用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