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理去服务得自由——郭永玉教授专访

2020年最后一天,郭永玉教授应《心理新青年》网络平台的邀请,接受了两个小时的访谈。他介绍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强调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回顾了他先后在华中师大、南京师大、武汉大学和在国外的求学过程,认为心理学史、人格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虽然是其所涉及的看上去跨度很大的三个学科,但有一种线索贯穿始终,那就是人性问题。郭教授还谈到人格心理学的分化与整合问题,结合社会阶层研究讨论了心理学促进社会治理的途径,强调了心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和使命,认为既要重视学术服务社会特别是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又要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最后,他对青年一代学者提出了治学的建议,希望青年学人要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格局,做出无愧于时代要求和自我理想的新贡献。访谈全文经《心理新青年》授权《心理学探新》发表,特向《心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有同事们表示感谢。     

异化与经济发展

本文要谈的是我们对经济的和工业的发展应持的态度.我将相当概括地从哲学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也涉及某些专门论题.因为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是一个大规模经济调整的时期,是一个正在发生着引人注目的甚至惊人的工业和社会变革的时代.这一系列调整和变革的结果,一方面是经济的广泛现代化和结构的重大调整,另一方面是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发展对于英国社会也产生着深刻的破坏性和毁灭性的影响.无数个人、共同体甚至所有地方的生活,都发生了变革,而且这样一些变革通常是以毁灭性的方式进行的.许许多多的人失掉了自己的工作,或者发现他们屈从于暴虐的工作方式,在这些工作方式中,他们的技艺被贬值,而且他们的人身自由和创造性也被消灭了.对这些发展的反应趋向于分化为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方面,这些变化或变革的辩护者倾向于从纯经济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他们似乎习惯于坚持和关注经济的指标和参数.他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所具有的人的方面的影响和道德向度也几乎是完全漠视的.     

意识形态的不同层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中的认识论问题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春（局部）

画中的少女在田野里休憩，面部没有一丝笑容．像是沉浸在对过去时光的思念里，身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时髦装束，与画面的风景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和谐图画。     

道德圈的诞生

正当二次大战结束之际,仿佛是给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做结论一样,维尔纳茨基提出了智力圈概念。在这位学者死后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详述了这一理论的各项内容。维尔纳茨基写道:“科学思维强有力地改变着自然界。这一点在地壳化学元素史和生物圈结构中表现得似乎比任何地方都明显。生物圈是在整个地质时代进程中形成并通过其自身平衡而确立起来的。生物圈在人类科学思维的压力下,开始发生剧烈而又深刻的变化……显然,人的科学思维过程的这个方面是一种自然现象……”“科学思维作为生命存在物的一种表现,它实际上是不会停止运动的,它既然已在生物     

儿童对图画喻意理解的比较研究

本文针对儿童对图画中隐喻情绪的识辨和理解的发展特点 ,进行了跨文化研究。旨在探索儿童对图画喻意的敏感性的发展规律以及不同教育方式对儿童图画认知发展的影响。 3 60名 4岁到 2 0岁的中英被试参加了实验。结果表明 :在识辨作品任务及口头评价中 ,中国儿童比英国同龄儿童更早理解图画的情绪喻意 ,并很少对图画的悲伤喻意持忽略态度。提示不同文化背景下 ,儿童对图画喻意的理解存在发展上的不均衡性 ,中国的幼教方式也许促进了儿童对图画喻意理解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欧洲与无产阶级政党

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毫无疑问,《宣言》是欧洲的,因为它在伦敦印刷,是由两个德国撰稿人完成的,这两个人在布鲁塞尔邂逅而且都加入了主要由德国人组成的、总部设在巴黎(后移至伦敦)的一个组织。可能正是由于警察的镇压,共产主义的幽灵才在欧洲徘徊。面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化,革命者已经在反对资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3年夏天在巴黎相遇,而恩格斯曾谈到自这次相遇以来,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理论的完整协议,他们第二次相遇在1844年春天,于布鲁塞尔,而恩格斯断言说,在那时,马克思“已经完全确立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     

维特根斯坦与心理主义的终结

我从一个顿号开始。这个逗号位于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里一个关键的命题中。对由这个顿号分开的词之间关系的解释,是最初的问题,后面的篇章把这个问题作为目标,加以阐明、研究并试图解决之。被这个顿号联系起来并隔开的词,指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它们不仅可以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他思想发展变化中找到,并且可以在总的哲学传统中找到。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些概念看作关于语言、思想和实在三者关系的哲学问题的隐喻和线索。     

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两个定义

鲁宾逊在最近哲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在休漠《人性论》一书中关于因果关系的两种定义并不是定义，而是一种根据经验的心理学论述即已经被确定的内容的定义。他的这个命题我不能接受，尽管他的那些次要的论题即（a）详细阐明了休漠所谓的“哲学关系”和“自然关系”，（）与史密斯相反，休漠支持因果关系的“统一性”观点确实是合理的。因此我希望（I）能够解释为什么鲁宾逊的主要命题不能真正说明休漠的两个因果关系定义，（巨）并证明他的结论并不是来自他自己的论述（巨）试图解释体漠关于“因果关系”的两个定义，这可以较真实地…     

增补的危险性

我们让人反复理解这一点:对生动话语的称赞忠诚于卢梭思想中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和它的对立面结合并组织起来:对所谓完满话语始终越发怀疑。讲话过程中,在场获得承认的同时亦遭到拒绝。卢梭提出话语高于书写的谈话应该是,或本该是明明白白的。我们必须注意这种方式,注意在生动的谈话中把我们与在场联系起来的时刻。实际上,卢梭体会到直接的话语奇迹和话语本身内所隐蔽的东西,以无可比拟的敏锐性承认并分析了这个遮盖物,我们尝试通过语言的表示抓住所渴望的在场,但我们失掉了它。斯塔罗宾斯基在《活的眼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