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抑郁、孤独之间的关系——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视角

以来自河南省农村的400名双亲外出、单亲外出和非留守青少年为被试,考察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状况,及其与青少年抑郁、孤独的关系.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分析均表明,青少年所知觉的来自父亲、母亲、同学和老师的支持具有一致性,同一环境中各类社会支持的一致性更高.变量中心的分析发现,总体上,老师支持和父亲支持能够显著地预测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母亲支持和同学支持能够显著地预测青少年的孤独.但是,不同社会支持源的预测作用因青少年留守状况的不同而不同.个体中心的分析发现,处于高母亲/高父亲/高同学/高老师支持网络下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低于其他支持网络中的青少年.     

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及内部机制

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与的方式对1350名北京市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考察学业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流动儿童对所在群体的情感认同、认知认同和内群体地位感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1)学业领域的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群体幸福感具有非常显著的消极影响;(2)社会生活领域的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群体幸福感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其影响效应相对较弱;(3)学业领域的歧视知觉主要通过降低流动儿童对其群体的情感认同和内群体地位感,间接降低其群体幸福感,不存在直接的影响效应;(4)社会生活领域的歧视知觉主要通过内群体地位感的中介效应间接地影响流动儿童的群体幸福感,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直接影响效应。     

歧视知觉与农村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的关系:亲子亲合的保护作用

以378名双亲外出儿童和803名父亲外出儿童为被试,考察了歧视知觉与两类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的关系,并探讨了亲子亲合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及其性别差异。结果表明:(1)歧视知觉水平越高,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越低,消极情绪越高;(2)父子亲合水平越高,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越高,消极情绪越低;母子亲合水平越高,留守儿童的积极情绪越高;(3)母子亲合可以调节双亲外出儿童的歧视知觉与其积极/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高母子亲合可以缓冲歧视知觉对儿童积极情绪的负向预测和对儿童消极情绪的正向预测;(4)母子亲合可以调节父亲外出儿童的歧视知觉与其积极/消极情绪之间的关系,且该调节作用存在性别差异。     

同伴拒绝、同伴接纳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适应：亲子亲合与逆境信念的作用*

以424名农村儿童为被试,基于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之间的比较,在同伴关系的背景下探讨了亲子亲合与个体逆境信念对儿童攻击、学业违纪与孤独感的作用。结果表明：(1)同伴拒绝能显著增加儿童的攻击、学业违纪与孤独感,同伴接纳则显著降低儿童的学业违纪与孤独感,亲子亲合、积极的逆境信念能够显著降低儿童的孤独感;(2)亲子亲合对同伴拒绝与儿童攻击、学业违纪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在双亲外出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群体中存在差异：高亲合条件下,同伴拒绝与非留守儿童的攻击、学业违纪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但是在双亲外出儿童中,这些关联不再显著;(3)亲子亲合能够调节同伴接纳与儿童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在低亲合条件下,同伴接纳能够显著降低儿童的孤独感,但是二者在高亲合条件下不再存在关联。结果提示,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间的紧密情感联结对于促进其心理适应具有保护作用,同伴接纳对儿童的亲情缺失具有补偿作用。     

批评/表扬与儿童反应模式的关系

该文在介绍了成人实施的批评与表扬的基本类型基础上,着重分析并阐述了成人的批评/表扬与儿童儿童反应模式之间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即个人取向的批评/表扬导致儿童的无助反应模式而过程取向的批评/表扬引发儿童掌握取向的反应模式。然后,进一步从儿童社会认知的角度分析说明了批评/表扬与儿童反应模式之间关系的内在心理机制。不同类型的批评/表扬导致儿童持有不同的能力理论,引发儿童追求不同的成就目标,改变儿童对任务成绩的归因等,进而使儿童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模式。最后,作者指出了该领域尚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儿童二级错误信念认知与二级情绪理解的发展

以来自两所幼儿园的133名儿童为被试,探讨了3~6岁儿童二级错误信念认知和二级情绪理解的发展分化与联系。结果发现,6岁左右是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认知和二级情绪理解发展的关键期;4岁左右的儿童能够掌握二级未知知识,获得情绪解码能力;儿童的二级未知与二级错误信念认知之间,儿童的情绪解码与二级情绪理解之间,在发展上存在1~2年的差距;二级推理能力是儿童进行二级心理状态认知的关键。     

3~6岁儿童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发展

采用“新故事”对来自两所幼儿园的133名3~6岁儿童的二级错误信念进行了测查,探查了这一阶段儿童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发展。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4岁左右的儿童能够掌握二级未知知识,但是儿童对于二级错误信念的理解要晚1~2年,6岁左右是儿童二级错误信念发展的关键期。儿童对于信念问题的错误回答主要是基于一级推理,相当一部分的6岁儿童能够基于二级推理对信念问题做出合理解释。儿童对于二级错误信念认知的发展不是一个全或无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日常烦恼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偏差行为：亲子亲合的作用

以来自河南省农村的207名农村留守儿童为被试,主要探讨流动养育者、留守养育者与儿童间的亲合水平在降低儿童偏差行为上的直接作用及其对日常烦恼与偏差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儿童经历的日常烦恼越多,其偏差行为越高;流动养育者、留守养育者与儿童的亲合水平越高,农村留守儿童的偏差行为越低。(2)流动养育者-儿童亲合能够显著调节日常烦恼与儿童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压力抵抗效应:在低亲合条件下,日常烦恼与偏差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在高亲合条件下,二者之间的关联不再显著。(3)留守养育者-儿童亲合能够显著调节日常烦恼与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单亲外出儿童群体中表现出了保护稳定性,在双亲外出儿童群体中表现出了保护的扩大化。这表明,养育者与儿童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是降低农村留守儿童偏差行为的重要保护因素。     

亲子亲合、逆境信念与农村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的关系

分别以173名双亲外出儿童和167名父亲外出儿童为被试,采用问卷法,探讨了父子/母子亲合、逆境信念与两类留守儿童积极/消极情绪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双亲外出儿童的逆境信念水平显著低于父亲外出儿童;（2）在双亲外出儿童群体中,父子亲合能够显著预测其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而母子亲合仅能显著预测其积极情绪;在父亲外出儿童群体中,父子亲合仅能够预测其消极情绪,母子亲合则能够预测其积极情绪;（3）逆境信念在父子亲合/母子亲合与积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但这种中介作用只存在于双亲外出儿童群体中。     

亲子分离背景下的亲子亲合、交感神经系统活动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

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亲子分离使许多个体长期遭受抑郁的困扰,但亲子分离对个体抑郁生物-环境作用机制的影响尚不清楚。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和实验法,以210名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早期亲子分离经历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检验了亲子亲合、交感神经系统活动(SCLR)对大学生抑郁的交互作用是否会因早期亲子分离经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结果发现：(1)亲子分离经历正向预测大学生抑郁,亲子亲合负向预测大学生抑郁;(2)SCLR对父子亲合与大学生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会受到亲子分离经历的影响。这表明,早期亲子分离经历能够改变大学生抑郁的生物-环境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