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愿上人祥归安养周年纪念

今年是通愿法师圆寂一周年。回忆愿公上人的一生。以广弘华严为先导,以严净毗尼为根本,以培育尼伦为己任,以专修净土为指归。嘉惠后学,鞠躬尽悴! 愿公上人未出家前,在北京净莲寺听慈舟老和尚讲《华严经》两年,出家后禀受三藏教旨,苦修精研,深入《华严》,广演妙法于五台达三十余年之久。其常随弟子以受持读诵《华严经》为常课,从不间断。以戒为师,严净毗尼,是愿公上人弘扬戒律的根本精神。愿公上人一生,慈悲为怀,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心行清苦,语默动静,皆演妙法;修持严谨,一举一动,不失律仪;高风劲节,一言一行,为人师表。其功行懿德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启教,令人一见之下肃然起敬,能令一切信众皆蒙受莫大之利益。这是一切见到和亲近愿公上人的信众共同的感受。为绍隆佛种,续佛慧命,正法久住,重振     

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三个环节

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变革是伴随着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而演进的。中国近代历史哲学变革的进程如下: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比较研究的中心是中西政体的优劣问题,从魏源、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都致力于中西政体之比较,主张从改革上层建筑着手来改造中国;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严复、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皆致力于比较中西民族性或一般社会心理状态的异同,主张从改造民族性着手来改造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中西不同的社会经济状态方面,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把中西政治、学术及民族性的差异归结到经济基础的差异,实现了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变革史,就是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     

八年制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的调查

通过对四川大学八年制医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八年制医学生对人文素质的重要性认识较好,对人文素质教育满意度不高.医学院校应该重视八年制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总结并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经验,探索更有效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和方法,加强教材建设和师资建设,大力拓展第二课堂,培养出能够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医学人才.     

圣地五国行(续)

夜登西奈山 西奈半岛南部的圣凯塞林(St.Catherine)修道院,面对着巍峨耸立的两奈圣山。加拿大圣地研习团(连我们共22人)7月18日夜宿修道院附近的一所较简陋的阿拉伯宾馆。19日凌晨2时,团友各个房间的电话铃声同时响起。不多时间的准备,大家携带水壶、干粮和不可少的手电筒出发了。四周静寂一片,正是没有月亮的月朔期间,大家快速行进约半小时,来到了西奈山下一片空旷的平地。     

苹果交互界面设计与用户感官要素的关系

在交互界面设计中,人的基本需求满足后就会有更高的审美欲求,这个审美欲求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官要素有着直接的关系。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简单的使用和被使用,更交织着情感在其中。因此,要综合多种交互元素产生无形中见有形,于无声中听有声,甚至眼里闻声、耳中见色的效果,让用户拥有感觉互通、辐射渗透、实幻互补的创意体验。     

贝莉婴儿发育量表在上海地区儿童中的应用

贝莉婴儿发育量表(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BSID),是原作者经多年研究的结果,供评价2～30月婴幼儿发育水平用。该量表由三部份组成,即智能量表、精神运动量表和婴儿行为记录。由于各国儿童受本国文化、风俗习惯、社会经济背景和地理等因素影响,小儿的社会心理发育情况也有一定的差异。     

对公共媒体信息的加工偏向：内外群体属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采用两个实验在公共媒体信息背景下考察人们对不同效价新闻的加工偏向,以及新闻群体属性在加工偏向中的调节作用。实验1、2均以不同效价的内外群体的真实新闻为实验材料,实验1采用选择接触范式,从行为选择层面间接考察被试阅览不同新闻时的注意选择偏向;实验2采用点探测范式,增加两种SOA（200ms / 500ms）条件,进一步直接地揭示被试加工新闻信息时的注意偏向特点选择行为偏向背后的注意偏向特点。结果表明,实验1中被试倾向加工积极的内群体新闻以及消极的外群体新闻;同样,在实验2的注意后期,也发现人们对内群体新闻的积极注意偏向,与对外群体新闻的消极注意偏向,而在注意早期,人们对积极新闻存在注意偏向,且不受群体属性影响。结果符合社会认知加工的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贬低偏向。     

“情商”对人生的影响

过去一提到聪明人,马上就认为是高智商的人。因为智商(IQ)的概念已广为人知,它是衡量一个人聪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但智商所反映的聪明程度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人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到目前为止还很少人把一个人的心理调节能力,情绪情感     

略论佛教三论宗对隋唐道教重玄学的影响

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仍然保持着各自独立发展的态势,但它们彼此在思维方式、思想要素、语词概念等方面的交流和融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转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这种由外到内的转变,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佛道三教各以自身心性为基本趋向的大融合。在此一背景下,文章探讨了佛教三论宗对隋唐道教重玄学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在语词概念的运用上,还是在思想的论说上——吉藏大师之后,佛教三论宗几无新的发展,而浸润三论的隋唐道教重玄学似可看作三论发展的又一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