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诺贝尔医学奖：T细胞的功能

１９９６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两位免疫学家,我蒂尔博士和凶尔博士,以表彰他们发现毒杀型Ｔ细胞是如何识别被外来病毒感染的细胞的。他们的发现表明Ｔ细胞的识别需双重承认主是自己细胞上的组织抗原,另一是外来病毒抗原,而且病毒与自身的组织抗原必须同时出发,才会被Ｔ细胞识别。他们成功的经验说明,科学研究重在创新,要善于通过简单的实验设计来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养花

朋友老周是个养花爱好者,平时下班后总是侍弄花草,他的小花园里经常花香宜人,蝶飞蜂绕,令朋友们特别羡慕。老周是个豪爽大方之人,碰到爱花者,一定会以花相赠。有一天,我有事去他家,正好碰到一男子缠着朋友要那盆开得正艳的牡丹。奇怪的是,平日里大方的老周一反常态,说什么也不想给。好在都是熟人,那男子恳求再三,最终还是把花搬走了。     

声旁位置对形声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影响

已有证据表明, 低频形声字的命名存在规则性效应, 高频字则没有表现。但是, 这些研究所使用的全部或大部分实验材料可能均为声旁在右的字, 其结果也许仅能反映声旁在右字的加工规律。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考查了声旁在左与在右两种左右型字和声旁在上与在下两种上下型字的规则性效应, 探讨声旁位置对形声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影响。实验一仅考察了声旁在右的字, 结果重复了先前没有操控声旁位置研究中出现的低频字的规则性效应, 还发现高频字命名规则性效应的逆转; 实验二考察了声旁在左与在右的字, 发现声旁在右的低频字存在规则性效应, 而声旁在左的低频字则出现了规则性效应的逆转, 但声旁在右的高频字并不存在逆转; 实验三考察了声旁在上与在下的字, 发现声旁在下的低频字和声旁在上的高、低频字都出现了规则性效应, 而声旁在下的高频字则存在规则性效应的逆转。这些结果提示, 如果声旁在整字中处于易被激活的位置(右侧或下侧), 在低频字中会倾向于出现规则性效应, 在高频字中则可能出现逆转或缺乏规则性效应, 这也许会受到字频的制约; 在低频左右型字中声旁位置的改变也会导致命名规则性效应方向的转变, 但在低频上下型字中的表现要相对较弱。可以推测, 声旁位置是一种形声字的亚词汇成分的空间属性, 可以决定声旁语音激活的便利性; 整字字频则是一种词汇属性, 会通过调节整字的语音激活, 影响声旁语音作用于整字命名的亚词汇加工机制, 最终决定规则性效应的方向。     

内质网应激和胰岛素抵抗

2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主要涉及胰岛素抵抗,近年来研究表明内质网应激可诱导胰岛素抵抗的形成,并使与改善胰岛素受体敏感性相关的内质网应激标志物分子氧调节蛋白150和转录因子X盒结合蛋白-1表达增强,表明内质网应激对细胞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可诱导胰岛素抵抗,另一方面激发对应激的适应反应。     

科学对“后世”声称的检验（二）

后世存在有证据吗？我们能否与亡者进行沟通？他们的存在是否具有一定的形式呢？是“脱离肉体的灵魂”或是“无实体的精神”？这是个古老的问题。它事关信仰永生和强烈的对不朽的渴望。科学能否调查和揭示那些基于有神论信仰者利益的声明吗？回答是肯定的。科学在尽其所能来回应这些声称时要面对不仅仅是宗教学家们所倡导的灵魂不朽和天堂许诺等内容对人们的深刻影响,还要迎接来自媒体和公众的艰巨的挑战,媒体不断追求轰动效应．庞大的公众群体迷恋于此类现象。     

艾滋病羞辱和歧视的概念及研究工具发展状况

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量表的研制是对其进行评价和采取有效干预措施的先决条件。阐述了艾滋病相关羞辱和歧视的定义和分类,重点介绍和分析了目前应用较广泛的艾滋病羞辱和歧视量表,并指出这些量表主要由发达国家研制,缺少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量表;对艾滋病高危人群所经历的双重羞辱和歧视,全世界还没有相应的测量工具。研制和修订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艾滋病羞辱和歧视量表是该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科学能否帮助我们形成明智的道德判断？

科学和推理能否被用来形成道德判断?科学前沿的突破性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力量,同时也引起了复杂的道德困惑。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荣誉教授保罗·库尔茨博士提出科学和推理在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判断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我们的道德判断是基于理性和科学调查时,它们更加易于表达最高层次的美德。同时它认为建设性的批判主义对于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是有益的。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权力理论的发展与比较

权力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一直受到社会心理学家的关注, 实证研究成果丰硕, 理论构建也日益完善。首先, 权力从结构变量发展为心理变量, 有外显、内隐之分, 控制感是其核心要素。其次, 社会心理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3个权力理论为“接近-抑制理论”、“情境聚焦理论”和“社会距离理论”, 它们的理论基础各异, 关注的现象却存在交集。最后, 未来的权力研究可以从以下3个方向改进：(1)关注文化、动机、自我卷入等因素; (2)区别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力; (3)融合各领域观点; (4)丰富研究方法, 以促进理论的发展。     

礼之用,和为贵?和谐管理理论视角下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绩效的影响

当前关于亲社会违规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但实践和理论都表明我们有探究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的必要性。为此,本研究聚焦于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这一概念,以和谐管理理论为基础,分别引入团队和谐作为中介变量和团队互依性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边界。本文以74个团队和334名团队成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三阶段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团队互依性对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与团队和谐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团队互依性高时,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和谐的负向影响更强;(2)团队和谐对团队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团队互依性调节了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通过团队和谐对团队绩效的间接效应:当团队互依性水平较高时,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通过团队和谐对团队绩效的负向效应会被增强。本研究证实了团队亲社会违规氛围对团队绩效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拓宽了亲社会违规行为和团队和谐的相关研究。     

对PTSD生物学机制的新认识及其治疗理念上的转变

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认识已有100余年的时间,只是它被曾冠名为"炮弹休克"、"战争神经症"、"强奸创伤综合症"等.直到1980年,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Ⅲ)才首次出现PTSD的诊断标准,描述个体在经历了痛苦、恐惧和无助等情绪体验的威胁生命的创伤性事件后,主要表现为对创伤性事件的反复性再体验、回避行为/麻木情感、警觉性增高等三大症状,是一种典型的应激相关精神障碍.现着重探讨PTSD生物学机制的新认识,以及它对治疗理念转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