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敦颐《通书》之“神”——以朱子、牟宗三为中心的讨论

前贤未充分注意和深入研究《通书》之“神”及朱注、牟宗三的评论。周敦颐的《通书》明确以“神”为与“物”相对的形上存在,同时又有遍在性、微妙性、活动性。以“理”来诠释《通书》之“神”,是朱子注的重要特点。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存有不活动的“但理”,以这样的“理”论“神”,失落了《通书》之“神”本有的灵妙性。牟宗三对朱子之理的认识有其片面性,但他对《通书》之“神”内涵的揭示有其思想的深刻性,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创造性阐释。牟宗三把诚体、神体、理体、心体贯通为一,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生生不息的天命流行之体,这些阐释对我们重新理解北宋理学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天地、先祖、君师：《荀子》“礼有三本”思想新论——兼谈“天地君亲师”问题

荀子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是万物之父母,其最大的德性就是生化万物;祖先是族类的生命来源;君师是社会治理的维系主导者。荀子及《礼记》的相关论述实际上突出了“君”的核心性,君兼有父、师的特性,既是父也是师。东汉后期的《太平经》开始有“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君”位于中间。大概在宋代“天地君亲师”五字连用,明代中期以后,“五大”成为人们祭拜的对象,五字牌位立在中堂,在民间流传深广。明清时期的一些儒者指出,百姓祭拜天地君亲师很荒唐,不合儒家礼制;“五大”是人们敬重、感恩的对象,普通人无权祭拜天地,活着的君亲师也不应在中堂被供奉祭拜。康有为认为,古代君主专制社会天子垄断了祭天权,而人人可以祭天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五大”在古代,“君”是核心,后来“师”的地位越来越凸显;扬弃“天地君亲师”观念,今天应以“师”为核心;同时,以“国”替换“君”,推动传统“五大”观念转化创新,近代“天地国亲师”的说法仍有其积极意义。     

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哲学基础和内在逻辑

全面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需要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其思想基础和内在逻辑。“连续性”是“不变”,“创新性”是“变”,两者是“不变”与“变”、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统一性是“一”,“包容性”是“多”,两者也可以说是“一”与“多”、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连续性与统一性、创新性与包容性是相辅相成的,有连续性才有统一性,有包容性才有创新性。和平性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总体特性。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既有其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又在开放包容中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明,从而能够保持生生日新的旺盛生命力。推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处理好“不变”与“变”、“一”与“多”的辩证关系,诠释好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新时代进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黄道周“七十二卦”易历星象、中医藏象说述论

七十二卦说是黄道周《三易洞玑》文王易思想的基本特色,尽管在文王易上、中、下三卷其七十二卦的排法并不一致,但七十二卦若以圆图排布,乾乾坤坤四卦始终居于四正的位置,而坎坎离离、颐颐大过大过、中孚中孚小过小过十二卦则居于四隅,这十六卦在黄道周文王易思想中有着特殊意义.黄道周常以七十二这个数字延展出很多和天文历算、乐律、中医等相关的数理规律,从而以易象数把天文、乐律和中医统一起来,尽管这种思维模式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是有些牵强,但他的这种以易象教范围天地人三才之道,探索天地万物整体性存在之内在同构性关联的思维方式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冯友兰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冯友兰先生诞辰115年逝世20年纪念会

2010年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为纪念冯先生在哲学、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由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会及冯友兰研究会共同     

另一种“三表”:论《墨子》“天、鬼、人”之“三利”主义

《墨子》中实际上有两种"三表",一种是通常所说的偏于认识论意义的三表,另一种是偏于实践论意义的三表。后者考察一种言行举措的正当性要看其是否利天、利鬼、利人,可谓一种"三利"主义三表法。在相关论证中,《墨子》有时也同时使用这两种三表说。利天、利鬼、利人,归结到一点可谓"兼相爱,交相利"。"天"在《墨子》中有时也表述为"上帝",有强烈的人格神意味;上帝、鬼神不但明察善恶,还赏善罚恶。利天、利鬼、利人,也常表述为尊天、事鬼、爱人(民),禹汤文武是"尊神、事鬼、爱民"的圣王、兼王,而桀纣幽厉是"诟天、侮鬼、贼民"的暴王、别王。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仁爱及大同精神是接近的,秦汉之际的学者常把两者相提并论,孟子攻击墨子兼爱为"无父"是没有道理的。墨子的兼爱伦理有很强的理性功利主义精神,有其崇高的一面。     

康有为、梁漱溟的儒佛观与人类终极存在之想象

康有为、梁漱溟是晚清民国推动传统儒学转化创新的重要代表性人物。梁漱溟对康有为的学问与为人都极其反感,但是客观来看,两人有不少相似性:性格上两人都是狂者型思想家,大乘佛教的思想对两人都有极深的影响,但是两人又都反对近代一度盛行的佛教救国论,认为儒学才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所需要的。他们都认为在比较遥远的未来即进入大同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就会迎来佛教大盛的时代。两位大儒一定意义上都以佛学为人类存在之终极归宿,确实有些吊诡和匪夷所思。梁漱溟终身茹素,晚年一再声称自己是佛教徒,他是本着大乘佛教的精神来阐发儒学的一些人生价值的。就对孔子儒学全面把握的广度、深度与推动儒学转化创新的贡献而言,康有为的历史影响要更大、更为深远。儒学是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只要有人类存在,其普遍价值与永恒魅力将"并三光而永光",康、梁以佛法为人类存在之归宿,只是想象。     

君子最高美德、政德修养与世界大同——孟子“与人为善”大义通释

"与人为善"出自《孟子·公孙丑上》,今天我们仍会经常使用这个词。在古代孟学诠释及一般语境使用中,"与人为善"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采善于人、知人善任;助人向善、乐道人善;仁者情怀、一体大同。今天使用"与人为善",更多的是强调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善意地理解、对待他人,热心帮助他人、团结他人共同进步;要尊重他人,与他人和睦相处,体现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态度和友善的行为。从"与人为善"的古典诠释看其现代意义,可以说它是君子最高的美德,也是一种很高的政德修养,是群众路线和民主精神的一种古典表述。     

黄道周"天方图"与"天方盘"考释

漳浦县黄道周纪念馆中的天方盘和黄道周<易象正>中的天方图大同小异,本文细致分析比较了二者结构的区别和相似,对其方圆数度关系作出考释.天方图是黄道周易学体系的重要基石,在其易学著述中,很多易、历、律的象数关系,都要根据天方图来说明.方以智一家三代对黄道周的天方图都很欣赏,黄道周的天方思想实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