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的宇宙观看礼的内在根据

儒家的宇宙是道义的宇宙,孟子和《中庸》的宇宙观体现了这一点。道义宇宙的特质在充分体现社会的正义与道义,并要求在现实世界实现其价值理想。但孟子仅停留在道义宇宙的主体体证上,疏于向社会层面的推致,终致使正义与道义的价值,停留于个体的“反身”之“乐”上。荀子礼论提出架构社会的基本框架,而将道义与正义推向群体,但他忽略了架构的本体基础,使这一价值没有根源而论于事实。《礼记》等整合（思）孟荀,终使价值实现的社会架构与其本体基础打通。这就是礼教。礼教是价值实现的现实途径,是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客观尺度。若忽略礼教之作为社会架构、修养尺度与社会正义道义的内涵,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不免有偏致。道家曾提出对礼教最具启发性最深刻的批评,但它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决定了它只有批判刺激之功,终不能取代礼教在社会架构方面的地位。     

邓小平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研究

文革结束后,针对党内外、国内外片面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严峻态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抵制错误思潮,科学解决这一评价难题。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先后于1977年十届三中前后提出要完整准确地宣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1978年8月达成尽快将评价问题敲定下来的共识;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确立不纠缠和不匆忙处理的方案;1979年10月的国庆讲话后决定以党中央决议的方式做出评价;1980年3月强调决议最核心的是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地位;还通过十二大的党代会报告、党章和八二宪法的崇高形式,合力巩固《历史决议》的精神。这几次策略性调整凸显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和高深的政治智慧。评价过程所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他领袖人物的评价具有指导意义。     

“美酒”诞成

《约翰福音》2章1节至11节,记载了耶稣和母亲参加迦拿一场婚宴的故事。按犹太人的习俗,在一场娶亲的筵席中,酒若不慎用尽了,那是一件令人感到羞愧的事。耶稣与母亲都被请去赴筵,席间酒却用尽了。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揭露韩国邪教——李万熙“新天地”

本世纪初,随着“韩流”来袭,中国的许多大城市纷纷“感染”了李万熙“新天地”邪教的“病毒”。它以“免费读神学”、“免费去韩国培训”,推荐好工作,教韩语、日语、英语等为幌子,侵搅了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地区的教会。时间已经过去有十四五年了,许多教会非但没有苏醒、警醒,“感染病毒”的症状还很深,所受危害仍旧非常严重,需要加以揭露,来提醒主内的众肢体。     

试析性目的与性道德的三个不等式

性伦理的可能性存在于性生活的正当性中,但性生活的正当性并不等于性道德.性生活的目的就其主要方面可以是为着婚姻(爱情)、生育(生存)、快乐(生理),这也是性行为的主要功能.然而,以这样的目的或功能而来的性生活都不能等同于性道德.     

社会实践在卫生法教学中的应用

在卫生法教学中采用社会实践的方法尤为重要,通过开展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素质.从而为社会提供合适的人才,满足社会的需要.     

忠心爱国 矢志福传 热心服务

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于12月7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教团第七届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及重新修订的章程,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及常委、委员。作为与会代     

护理观察在临床决策中的作用

在临床护理过程中,护士应充分利用护理工作的独特优势,从护理常规观察入手,使用望闻问切等观察手段,注重多向思维及病人的个性化特征,对病人实施全程观察,适时准确的观察患者细微的重要症状与体征变化,为及时正确的临床诊疗提供充分的、有效的信息,使护理观察能够在临床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汉字、拼音、英文Stroop干扰效应的比较研究

本研究通过比较汉字、拼音和英文的Stroop干扰效应,考察文字系统的差异能否影响Stroop干扰效应。结果表明汉字、拼音、英文在Stroop任务中的干扰效应依次降低。组块之间的比较表明随着刺激的重复呈现,汉字、拼音、英文的Stroop干扰效应都逐渐变小且趋于相同。对Stroop效应更加合理的理论解释是整合了文字加工过程的平行分布加工模型。     

小学儿童两维空间方位传递性推理能力的发展

研究了小学儿童两维空间方位传递性推理能力的发展水平及认知策略,同时,对心理模型理论进行了检验。被试为城市中等小学7岁、9岁、11岁儿童各24名,男女各半。单模型和双模型两种实验任务均为四前提。采用个别实验,儿童在前提呈现的情况下进行推理。主要研究结果：（1）7岁儿童开始萌发了两维空间方位传递性推理能力,9岁儿童和11岁儿童的推理能力处于发展和提高过程中;（2）随着年龄增长,使用模型建构策略解决问题的儿童人次越来越多,绝大部分11岁儿童都能使用这一策略进行推理。但即使儿童使用了模型建构策略,他们的推理成绩也没有反映出模型数量所造成的任务难度差异,即不符合心理模型理论关于模型数量的主要预期;（3）即使儿童能自发生成模型建构策略,儿童在两维空间方位传递性推理中使用这一策略的有效性程度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