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印度花鬘装饰的精神含义（上）

印度人在发挥花鬘装饰的精神性意义方面已经达到了极致，印度的宗教当中，丝毫不会拒绝人体的优美，而是通过宗教的仪式对于人体的美好加以尽善尽美的发挥。印度的宗教对于人的肉体和它的自然美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     

耶稣会士罗明坚与儒家经典在欧洲的首次译介

儒家经典的外文译介,一直是汉学的热点之一。罗明坚的西班牙文"四书"作为已知最早的"四书"西方文字译本,不仅在文本翻译角度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其作为欧洲人对儒家经典的首次尝试,还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罗明坚西班牙文"四书"的深入分析,着重揭示译者在概念西方语境中如何解释儒家核心问题上的创造性及其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如何进一步彰显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特色,以此来重塑罗明坚译本及其本人在中学西传史上的应有价值,并确定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初遇时的契合点。     

佛陀:大雄的涅槃之旅

本期刊载的这篇文章属于编译稿。所以介绍此文,目的是让国内读者多少了解一下,今天的印度人对于佛教的理解,以及他们对于释迦牟尼报身佛在世间行化的意义评价。有几点需要声明:首先,本文反映的是多少有点西方化的佛教观,即西方人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佛教观;其次,这是文学化的佛教观,是一种美文学,在好些人看来,它离我们心目中证悟生死的圣教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汪汉忠著:《灾害、社会和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397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灾害史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亮点,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绝大多数是宏观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并且对灾害问题缺少深层次上的理论思考。由汪汉忠博士撰写的《灾害、社会和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以下简称《灾害、社会和现代化》)一书,作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已于2004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一部区域灾害史专著,在总结百年来灾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苏北这样一个特殊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真武大帝

亦称“真武”、“玄武”,道教尊称为“镇天真武灵应祐圣帝君”,简称“真武帝君”。“真武本玄武”(《朱子语录》);玄武为我国古代民间崇奉的北方之神,是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之合称。《楚辞远游补注》:“玄武,北方七宿,谓龟、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赵子昂记》云:“斗牛,女虚危,室壁宿列于北方,成形为元(玄)武,元武者龟蛇也,色赤而黑玄也,体具鳞甲武也。玄武原是古代表示北方星宿之星象,后来又被用来代表北方天文方位。随着民间宗教的产生和发展。     

诠释学视域中的郭象圣人人格论

郭象立足于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在玄学会通儒道的时代背景下,对圣人人格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认为圣人具有无心顺物、游外冥内之德。一方面,传统的儒家圣人被赋予道家的自然性情,成为被老庄化了的圣人;另一方面,又为传统的道家圣人赋予了积极有为的品格,消解了其超越避世的特征,从而在理论上将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解决了魏晋玄学中超世与入世、方外与方内、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等重要理论的内在统一问题,为儒道会通提供了多重视角。虽然郭象的圣人人格论有违庄子的原意,但在诠释学的视域中则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     

从唯物论到超越论——16至18世纪来华传教士在亚氏形质论的基础上对“太极”认识的变化

耶稣会传教士于16世纪来到中国时，认为中国的不同知识流派都是一元论和唯物论，因此致力于引入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和个体化概念，人类灵魂的哲学和神学概念可以基于此得到发展。我们将考察与物质概念有关的四个讨论。首先，利玛窦批评理学只认识到质料因和形式因，忽视动力因和目的因，这导致利玛窦将太极、理和气等关键概念视为唯物主义而加以拒斥。利玛窦之后，亚里士多德主义著作(尤其是《柯因布拉评论》)得到更为系统的翻译，我们将分析《论天》的中文译本及其关于原初质料的讨论。在关于天体质料和月下质料是否属于同一种类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来华耶稣会对著作进行了重要的修改，以适应理学思想。第三，龙华民在其报告中试图表明，儒家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本人所拒绝的前苏格拉底的物质一元论。最后，卫方济在其《中国哲学》(1711)中试图超越西方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转向关于中国哲学的更为中和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