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背后的自由意志问题

长期以来,程颐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法则受到了激烈的争辩。但是争辩双方却没有注意到它是否建立在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如果不以个体的自由意志为基础,并由之而争取自然权利,伦理法则就会趋向于与权力、习俗相结合,形成压制个体德性提升的力量,走向道德目的的反面。考察中国伦理法则的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可见中国传统伦理法则没有依照自由意志发展,也没有产生维护自然权利的强烈需求,道德的呼吁往往流于异化。这种模式的根本改变需要我们从个体自由意志出发构建与实践伦理法则。     

马克思伦理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马克思的伦理学不是以"个体的人"为基础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社会历史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建立的"制度伦理"。马克思的伦理学实现了从个体本位的"抽象人道主义伦理学"向社会关系本位的"社会批判伦理学"的转变。正是因为马克思实现了上述伦理学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这一革命为共产主义的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伦理承诺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学原理。但马克思并非是"伦理中心主义"的,在其现实性上,马克思的伦理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规律为基础的"制度伦理学"。     

自力与他力:关于儒家与基督教的道德超越观念的检审

道德超越性是人类生活的根本特质。在如何理解超越的根据、途径和目标上,儒家主张源于天赋良知的自力成圣论,基督教坚持源于他力救赎的因信称义论。关于先验善性与天命之谓性的设定是自力超越的可能性根据,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的反省内求之路是自力超越的途径,内圣外王的天人合一之境是道德超越的最高目标。这一过程是回返原善开显良知与恭顺上天契合天命的统一,即内在而超越,取向知行不二,应该与能够合一。关于悖神的罪性论及其无能为善的设定是他力救赎的神学根据,打开信仰之门走上悔罪之路是接受神圣救恩的路径,因信而称义是道德超越的目标。这是在神人之间展开的启示—信仰—救恩的过程,即外在而超越,凸显知和行、应该和能够之间的距离。基督教关于人性幽暗面的洞察与神圣之维的彰显,可以提醒儒家对于人的有限性存在处境保持警惕。     

自然本性与理性选择——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及其问题

现当代关于德性伦理学的研究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了重要的资源,亚里士多德本人的伦理学概念系统则在现当代的讨论中得到了继承与重构。但其中很多细节问题却无法在讨论时被完全兼顾。对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中本性与理性这两个重要要素做出考察,可以一方面展示它们在思想史上的传承和推进,另一方面探讨其中蕴含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论魏晋时期的疾疫

魏晋时期指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到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共200年的时间。魏晋时期是个乱世,加之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疫病发生频率远远高于前朝。1魏晋时期疾疫概况魏晋时期有关疾疫的最早记载是魏文帝时期,魏文帝黄初三年“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城未拔,会大疫。”[1]。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2]此后,大规模的疾疫在正史中记载共有45次之多,见表1。表1魏晋时期疫疾概况序次时间地域内容出处1魏文帝黄初三年江陵大疫《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2黄初四年三月大疫《三国志.魏书.文帝纪》3同上宛、许大疫,死者万数《宋…     

宗教公益:共建和谐的有益方式

由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河北信德文化研究所主办,爱德基金会和进德公益协办的"首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于6月27日至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政教学三界的领导、专家和学者60多人参加了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回顾与展望",与会各界人士围绕论坛主题,就宗教与公益事业的关系、宗教公益事业的意义、宗教公益事业的实践与经验以及宗教公益事业的未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论坛既是对宗教公益事业的总结与推动,也包含着对宗教公益事业的肯定与期许。本期,我们选刊部分与会者精彩发言,由此表达我们对宗教公益事业的鼓与呼。     

古克尔的形式批判及其对圣经诠释的贡献

形式批判是二十世纪初产生的重要的圣经诠释方法.古克尔作为代表人物,关注圣经文本的口述传统,说明圣经是历经漫长的著述与流传过程的产物,将威尔豪森的来源批判推至更为宽广的视域.本文论述古克尔的形式批判方法及其对圣经诠释的贡献,亦作出述评.     

蓝玫瑰 黑玫瑰

张爱玲说,每一个男人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成了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其实,在每个女子心里,也有自己的蓝玫瑰和黑玫瑰,一个玩世魅力,一个儒雅温厚。强嗣和林生就是以这样的姿态走进了我的生活……     

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读《斯宾诺莎哲学研究》

洪汉鼎研究员的大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问世了。作者在“自序”中说：“本书可以说是我30余年沤心沥血的结果。”仔细阅读之后，可以看出，它确是倾注作者大量心血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关于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应达到的水平，陈康先生和季羡林先生都有论述。陈先生在《巴门尼得斯篇》的译著者“序”中写道：中国人的著作如若“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甚至因此欲学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季先生说道：“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有些人在国人面前…     

上帝愿人积极创造

中国教会已开始的神学思想建设，毫无疑问应当摆脱道德虚无主义的阴影。但是，教会又不能离开信仰来思考道德问题，而必须义不容辞地站在自己的角度承担自己肩头上的对于人类社会的那一份应尽的责任。强调信仰的同时怎样不忽略了道德，强调道德的同时又怎样不束缚人心、流于虚伪，这是神学思考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作为中国人，倘若把思考的触角偶尔也抛向自己民族的远古先贤们，则不难从与以色列民族同样古老的华夏民族的文化遗传中找到印证，有助于我们挖掘《圣经》中那些向来为西方人所注意不够的真理信息。同时，作为现代人，也不必推却现代其他学科的成就给予《圣经》中某些信息的印证，这些信息可能同样在以往被注意得不够，而这些因互相印证而更加彰显的信息应当对于现代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