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伦理问题思考

当前,重症监护(Intensive Care Unit,ICU)医生已逐步意识到重视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重要性.然而,患者或其家属对医生的满意度似乎并未提高,医患之间仍存在很多不和谐的问题.试图从医学伦理学角度分析患者在履行知情同意权时存在的一些伦理问题,从而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云南玉溪市佛教协会成立

6月21日至22日,云南玉溪市佛教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市党政相关部门领导莅会祝贺．全市80多位佛教界代表人士参加了会议。     

计算机化自适应诊断测验中原始题的属性标定

认知诊断测验项目开发成本较高, 要标定大量项目的属性相当费时费力, 专家完成这一任务也比较困难。对于在计算机化自适应诊断测验中的项目属性的标定尚未见到报导。在已有的为诊断测验开发的小型题库基础上, 本文在计算机化自适应认知诊断测验过程中, 植入原始题, 对项目属性标定的问题进行探讨, 重点研究原始题属性标定的方法及其影响因素, 除了MMLE方法和MLE方法外, 还建立了一种新的可用于所有非补偿认知诊断模型的属性标定的方法—— 交差方法。Monte Carlo模拟结果显示, MMLE方法较MLE方法好; 在知识状态估计精度较高时, 自适应植入原始题较随机植入原始题有一定的优势; 随着知识状态估计精度提高和原始题作答次数增加, 交差方法与MLE方法基本相当, 只是在发散型和无结构型表现欠佳, 但是交差方法不需要预先设定项目参数值。     

认知诊断测验蓝图的设计

通常认为由属性和项目关联阵（即Q矩阵）的列对应的项目充任认知诊断测验中行为样本,其实这种做法不能有效防止理想反应模式的误判。如在测验之前便可确定欲测之属性及层级关系,找到可达阵,可证明可达阵的各个列对应的项目类在认知诊断测验中必不可少,否则在理想反应模式下就一定有一些被试会被误判。本文给出充分必要Q矩阵的概念,以区别Tatsuoka(1995,2009) 讨论过的充分Q矩阵概念。充分必要Q矩阵才能有效指导测验的编制。     

如何判定精神症状改善的早期迹象

多数精神药物起效需要一段时间,要确定该药无效,需要等待这段时间,而实际上,临床上等不了这么长时间就会换药.故我们应询问精神症状的细微变化,寻找早期改善迹象,以确定该药是否值得用到指定起效时间,如果早期无起效迹象,应及早换药,以免耽误治疗时机.     

重症医学科患者安全——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随着重症医学的发展,重症医学科暴露的患者安全问题已逐步引起人们关注.重症医学科患者安全问题与医务人员职业倦怠、医患关系、团队合作、科室管理等因素密切相关,提高科室高效管理、加强团队建设、提高人文素养等措施是重要有效的解决办法.     

“三无世界”与创造

有人戏称：创造学将把人们引入一个“三无世界”，即：无中生有；无奇不有；无所不能。这些观念对于“定势思维或思维定势”是一种挑战。正由于此．百花才能争艳，视野才能开阔，创造思维才能穿廊八厅，登上财代的舞台．一展她的风采。一日：无中生有。例士。教学上的“黑洞”。我们随意取一个数．如9288759，经过扫描得到其中有偶数3个，奇教4个，总数为人这347中，再找出偶数1个，奇效2个．总数为3。依d巴共推。仍为123，4已即为一个数学上的黑洞。人们可以以任何一个数学上的数列．无论这个数列如何巨大，最后一次重复程序得到的仍是”12…     

重症医学科临床思维几点探讨

重症医学科危重病患者病情变化的错综复杂和诊治方法的特殊性对重症医学科医生的临床思维提出了新的要求,哲学的思维方法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对重症医学科医生临床思维中需经常面临的系统与局部、循证与经验、多学科协作、临床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初步的哲学思考.     

先秦逻辑思想的重要贡献

先秦的逻辑思想,具有古代逻辑先进的思想特征。由于形式上与传统的西方逻辑结构不相同,所以在思维形式的共同原则之下,突出地形成了自己民族语言表述的特殊方式。同时,更由于我们古代文化科学不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社会生产斗争中反映的政治伦理思想,促使它在整个“名言”的思维对象上,有了极为广泛而多样的综合性内容。因此,从纯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先秦逻辑思想的体系,基本上是古代中国独立创造的一个逻辑体系。这种体系的内容,除了结合自己民族语言特征,提出逻辑基本形式原理的解析外,主要任务是作为当时政治伦理的正名和实际政治斗争的名辩工具而提出的。截至战国末年的时候,代表中国古代逻辑的思想体系,即已在后期墨辩学者和荀子正名论的科学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但是春秋至战国之际,在许多名辩思想学说中,先后     

关于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一批判过去对中国逻辑史的错误看法中国逻辑史的科学研究工作,现在还急待展开。过去的情形,一般仅限于先秦部分的研究,实际上并没有作到科学系统的整理。某些集中在名墨分合“訾应”问题上的“解故”方法,既不能作成条贯总汇的说明,而曲以西方逻辑解释墨经的论著,更不能表现中国古代逻辑特征。但是作为研究中国逻辑史的参考资料来说,过去的这些论著还是有它一定的作用和意义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郭沫若对“名辩思潮的批判”(原文见“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给我们开辟了一条研究“名家”学说的新道路,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