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中的爱国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许多直接或间接抒发描述亲情、乡土、山水田园、边塞征战等内容的诗篇,经过梳理分析,本文认为应视之为具有中华民族情感意识的爱国诗予以归纳。     

符号学与唯物主义反映論

符号学,这門介于語言与数学之間并跟邏輯学和认識論密切有关的具体科学,过去一直是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专門研究领域。随着控制論和信息論的发生、发展和它們在工程技术中的实际应用,符号学作为一門具体科学起了巨大的作用。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用符号学来“补充”馬克思主义哲学,用符号学的具体科学內容来代替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資产阶級学者过去在符号学中散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偷換唯物主义和辯証法。克劳斯和賽格特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篇文章在“建立一种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幌子下,把作为具体科学的符号学抬高为馬克思主义哲学,販卖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全文共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抄袭莫里斯的观点,討論思維反映的对象、語言符号、思維反映和使用符号的人这四个因素所組合成的各种二項关系,将符号学分为研究符号和符号的关系的邏輯語法、研究符号和反映的关系的邏輯語义学、研究符号和对象的关系的信号学与研究人和他所使用的語言的关系的语用学四个分支。作者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語言符号及共相互之間的关系、語言符号与思維、客观实在和人的关系的一般理論”,把符号学当作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說什么“我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符号学为认識論的一个分支”。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討論了語义层理論,尤其是它的这样一条原理:一个表达式决不能同时属于两个不同的語义层。他們把这条原理当作哲学原理,說它“无非是一般唯物主义反映論原則的精确化”,并責备馬克思主义哲学家,說“在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中各层語言的区分还决不是众所周知的”。在第三部分中,作者討論了符号学的应用,把符号学当作“一种一般的学术批評理論”,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学术批評的准則。作者认为“学术批評确实跟社会状态无关”,可以不联系社会的經济和政治状况,不要阶級分析,而只限于作語法方面的和語义方面的批評。而所謂“語法批評”, 仅仅涉及一种学术理論的“內部結构”,“針对不能允許的語句构成、語詞在語句中的錯誤摆法和語法上的毫无意义”。所謂“語义学批評”,仅仅涉及“語詞、語句等等与它們所表示的东西的关系”,批評“它們沒有妥帖地再现它們所涉及的事态”。作者抄袭資产阶級語义哲学家的观点,把学术批評局限于語言方面,并为这种唯心主义的“內在批評”作辯解,說什么“关于內在批評,常常有一种很不正确的謠传,說它謀求脫离社会批評的科学研究,过象牙之塔中的学术生涯。这种責难是不公平的”。作者还从莫里斯那里剽窃了語用学批評,企图把它塞到历史唯物主义中,說什么“語用学批評是責难一种学术領域的命題或理論滥用詞汇、不熟悉生活、脫离具体社会需要,等等”,是“有哲学的党性范畴的领域,主管語用学的批評領域的哲学领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篇以新实証主义代替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奇文。修正主义者贊赏它,例如米丁在談到达篇文章时說,“克劳斯和賽格特在唯物主义地解释符号学方面作了有意义的尝試”,他們的“論文中所包含的論点是很有意义的”(“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与符号和意义問題”,載苏联《哲学問題》1963年第6期)。进步的哲学家反对它,例如岩崎允胤(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批評这种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任意的、主观的,反映了“一种数学主义符号論偏向”(“符号邏輯·控制論·符号学”,載日本《唯物論研究》1964年夏季号)。     

萨特尔的自由哲学

这是一篇从有神論的立場評介薩特尔自由哲学的文章。作者首先簡略地介紹和評論了薩特尔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和創作活动,特別指出他重复了尼采的“上帝死了”,对宗敎进行过“不少过于憤恨的嘲笑和歪曲的批評”。然后,作者就以薩特尔的若干戏剧作品与哲学著作为依据,說明他主张人是“由他自己造成的东西”,是“注定自由的”,从而认为“决沒有設計人性的上帝”,走向无神論和否认上帝的“虛无主义”。同时,作者指出薩特尔的一个矛盾,即薩特尔也談人受到不能摆脫的“束縛和制約”,以此怀疑“人是否有权享受这种高度的自由”。最后,作者站在經院哲学的立場上批判了薩特尔的主覌唯心主义絕对自由論,說“人是有限的存在物”,“人在做出决断时不受自己設定的规律的制約,而受一种往往預先給定的良心的判决的制約”,“人的行为和創造”不仅来自“自己的意志”,而且也同样来自“上帝的恩賜”,人即使处于自由状态中,也是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作者批評薩特尔“把人提高为他自己的創造者,否认了作为造物主的上帝”。     

控制论中的若干哲学问题

控制论的产生,有其科学技术前提。控制论跟数学类似,它撇开控制论系统的特殊的物质实现,而只考察信息加工系统的功能和结构方面。把持殊的控制论规律绝对化,把控制论解释成一门哲学学科(如克劳斯),是错误的。把控制论当作一门技术科学,否认控制论在其他科学中的应用的可能性(如西加尔),也是错误的。信息概念是控制论的中心概念。信息是在高度分化和复杂的系统中进行的一定的物质过程的特性。把信息解释为既非物质的又非意识的“第三种”实在,是没有根据的。信息是一种同构关系。信息只能被理解为外部事件在自动组织系统的某个物质过程的结构、形式中的反映。当一些系统发生相互作用时,在不同的物理过程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同构对应。在客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主体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同构对应关系。同构概念以严格的数学形式说明了反映活动的一般条件,因而证明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正确性,扩大了我们关于认识活动的知识。     

评G.克劳斯的《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控制论》

除了苏联的《控制论中的哲学问题》(A.伊林等编,莫斯科,1961年)、《机器和思维》(C.劳汶斯基等著,莫斯科,1960年)等书籍之外,这本书是提出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系统地分析控制论中的哲学问题的任务的基本著作之一。这样的研究作品是迫切需要的,因为一方面控制论自始就提出许多方法论和世界观方面的难题,围绕着这些难题立刻引起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     

社会过程的最佳化问题

这是一篇用“唯控制论”谈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荒谬的文章。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整体系统的调节器,即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既发展着调节社会生活的职能,也发展着控制被剥削阶级的职能,困而被剥削阶级这个局部系统的利益不能得到实现;反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整体系统的调节器,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则对各个局部系统、即生产单位与个人没有这样的控制,而是按照整个社会的需要,考虑到它们的利益,调节着它们的活动,困而它们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作者还用博弈论的观点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企业的利益不一致,因而各个企业不可能按统一的计划进行活动,这是一种“非协作博弈”;反之,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生产单位的利益则是一致的,因而各个生产单位有可能按统一的计划进行活动,这是一种“协作博弈”。作者用“唯控制论”的观点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经济计划与经济杠杆、经济规律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问题。作者鼓吹:给各个生产单位、各个个人以“相对独立性”,以“物质刺激”调节它们的活动,说什么“这会给社会带来更高的赢利,给个人带来更高的工资”。这完全是从“唯控制论”喇叭里吹出来的资本主义复辟论调! 为了便于理解本文,译者试加了若干控制论术语注释,很不精确,仅供参考。     

对人的问题的展望

这里译出的是布伯尔的《人的问题》(Das Problem des Menschen》海德堡1961年版)的结束语。作者以“第三者”的姿态出现,批评了自康德以来德国思想传统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潮,提出一套否认阶级关系、“超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主张人与人“接触”、“交往”的所谓“居间者”理论。作者说集体主义现在处于鼎盛时期,因此他号召人们“揭竿而起”,反对集体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显然,这是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理论,只不过采取了更加虚伪、更加迷人的手法罢了。     

人

这里译出的是新托马斯派重要代表人物鲍亨斯基《通向哲学思维的道路》(《Wege zum Philosophischen Denken》,夫赖堡,1964年版)一书的第七章。作者首先比较了人与动物的同异,说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社会生物”。然后,作者谈到人的肉体与灵魂的结合,说旧唯物主义否认人的精神,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精神是肉体的功能,存在主义否认人的肉体,这都是错误的。最后,作者谈到人生问题,一方面攻击人生的意义在于推动社会无限地进步的理论,另一方面批驳否认人生有其意义的存在主义,作者披着黑色的袈裟,宣扬天启信仰,说“人生的意义必定在彼岸”。     

哲学和哲学家是必要的吗?

多年以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一直在各个极其不同的领域,从许多十分不同的方面迸行着关于哲孛和专门科学的关系的讨论。其中讨论的,主要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关于哲学和哲学家对自然科学是完全必要的吗这个问题,有些自然科学代表人物作了否定的回答。在我们看来,由于斯特恩伯克的文章“一个自然科学家论哲学和专门科学”,这个讨论已达到世界观、方法论和学术政策的一个新高峰。这篇经过深思熟虑     

夫妻生活的心理感受

夫妻生活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美。它如诗如画,更像音乐。音乐是种美的旋律和节奏,而夫妻生活则是一首动人的乐曲。 追求是夫妻性生活的序曲。 男女在恋爱时,一般都是男追女。在追求的过程中,不但加深了了解,也增进了感情。夫妻生活同样存在着追求和如何追求的问题,那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