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汶川大地震引发的制度伦理思考

如果说汶川大地震使国人的慈善热情得以空前高涨,那么盖茨的慈善之举则表明现代慈善事业不仅需要全社会的慈善热情,更需要不竭的内在发展动力。发展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既需要慈善热情,也需要内在动力。这就需要从人类共同的优秀的慈善文明中去构建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适合我国国情的慈善核心价值观,使其在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要做到这些,除了继承我国优良的慈善传统和近年来有益做法之外,我们还需要借鉴欧美国家在发展现代慈善方面的成熟经验,使慈善事业的发展得以起先声,而发展的首要前提应该是对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有一个正确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杂谈北京人与上海人

上海人和北京人,在人格的特殊性、典型性上,正是南北两地文化的恰当体现。上海人和北京人的第一种差异,自然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之别。这既包含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还包括更为基础的由遗传造成的人种在体貌特征、心理、生理等方面的区别。     

比较文化论集序

比较文化学（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ｇｙ）这个名词，在我提出以前，尚未见有一部真正可称有体系的著作。梁漱溟氏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唐君毅氏的《东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１９３３年正中书局）都是体大精深，提出自己的假设，由此假设来比较东西文化，指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另一方面，如加藤玄智氏《东西思想の比较研究》（大正十五年京文社）、高楠顺次郎氏《东西思潮と日本》（昭和十七年第一书房）对于东西文化之分段及合流点，虽有一番解释，却毫无价值可言，不能说是科学的。近于科学…     

到生产中去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摆在我们哲学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自然是如何更好地为工农服务。哲学必须为工农服务,从理论上来说,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来说,还只是开始引起注意,尚未得到圆满的解决。最近同几位同志到河南洛阳专区和许昌专区参观了半个月,看到和听到许多非常动人的新人物和新事物,这种活生生的实际知识,不仅是我们最缺乏的,而且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坐在屋子里读书看报翻材料,读的再多,也不过是一些间接知识,只凭这些间接知识,再下苦工研究,也不会研究出什么新名堂来,自然更谈不上更好地为当前的工农业生产服务。     

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班禅大师、赵朴初会长、各位代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已经几天了,前天赵朴初会长作了很好的报告,刚才班禅大师又作了重要讲话。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向会议致以热烈的祝贺,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自上届代表会议以来,中国佛教协     

简论宗教与旅游业的关系

宗教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会发挥积极作用。一个国家的宗教文化既是其民族文化的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是中介行业,只要合乎其操作程序并能产生积极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的,都可以为其所用。在一定条件下,宗教文化可转换为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成为发展宗教文化旅游基础。如何摆正宗教与旅游业的关系,使之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     

我国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特点研究

目前升入大学的学生,一般都是达到17—18岁的青年。他们已走过了儿童期、少年期,经历了相当长的学习和生活岁月,他们的身体成长已成熟,心理发展也逐渐定型。心理发展是多方面的,有心理过程即知、情、意的发展,有个性心理的发展。自我意识是个性结构的核心成分,它在个性发展中起着调节作用,也影响着人的整个心理的发展。研究大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对改进当前我国青年教育工作,更好地促进青年发展,发挥他们的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哲学(上)

刘易斯·福伊尔写道:“黄金时代是美国哲学史的最后一章。在我们和黄金时代之间已经出现三代学院哲学家;在第四代学院哲学家出现的前夕,我们要问:为什么不再诞生像詹姆士、杜威、罗伊斯那样的哲学家呢?”安德里·雷克在反驳福伊尔时写道:“美国哲学的黄金时代既不是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是结束了经济严重萧条时期,也不是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黄金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我们中间就有第一流的哲学家。”这两个人谁说得对呢?看来,只有通过考察现代美国哲学的主要流派及其发展趋势,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全民国家

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共产党理論杂志《今日馬克思主义》今年三月号上,美国共产党理論杂志《政治月刊》今年四月号全文轉載。作者杰克·柯汉(Jack Cohen)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全民国家”的一些濫調,竭力为修正主义的謬論辯护,幷且歪曲我們党在这个問題上的論点,指名攻击我們党。作者认为:阶級斗爭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經“不起作用”,当馬克思和列宁談到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时,他們所說的共产主义“指的是以其第一、低級阶段开始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作者武断地說:“中国同志强調国家的‘阶級性’,意思是要特別强調它的强制性”,并且断言我們党“沒有看到”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在这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建設时期的期間会发生“辯证的转化”。作者还把我們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級和阶級斗爭的正确論断,曲解为“阶級斗爭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而尖銳化”的說法;幷且牵强附会地說,这个思想“是从斯大林那里拿来的”,但是“早在三十年代末期斯大林本人也抛弃了”。接着,作者否认苏联产生新資产阶級分子的可能性和事实,理由是,在苏联,“‘产生’資本主义分子的社会基础的小所有制,事实上已經消失了。”作者还硬說我們党“把全民国家的概念当作主张‘超阶級国家’来攻击”,“把两个不同的观念学究式地混淆起来”。     

Г.А.库尔沙诺夫:《辩证唯物主义论概念》

去年苏共中央所屬高級党校和社会科学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庫尔沙諾夫的这本书,今年苏联《哲学問題》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A.п.舍普图林对此书的一篇評介,作了較高的評价。作者在这本书中分析了科学概念发展的規律性,追溯了社会科学概念和自然科学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