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精神文明》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编辑的《道德与精神文明》一书,最近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第二次全     

略述天台宗六即佛义

世尊入定安详起,祖悟药王精进时,灵鹫山中人未散,不因南岳有谁知! 余四十年前,在苏州胥门外小日晖硚放生池(灵岩山下院)闭门研读《法华玄义释签》,曾向他处借得《玄签证释》,一开卷即见此诗(作者是谁记不清),诗的主旨是赞颂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他面对当时中国经南北朝的分治局面而趋于统一的殊胜因缘,根据佛教南重义理、北尚禅观的不同特点,作大狮子吼,“抗折百家,度越今古”,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佛学宗派——天台宗,揭开了佛教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篇章。故时人尊智者为灵鹫亲承的“东土迦文”。天台宗的思想博大精深,而六即之义实其创说。     

GKT范式在确定犯罪嫌疑人中的应用：一项ERP测谎研究

刑事犯罪已成为当今各国面临的普遍性社会问题,因此急需可靠有效的测谎技术以适应当前打击犯罪的严峻形势。本研究采用犯罪知识测试范式（Guilty knowledge test, GKT）,以犯罪嫌疑人为对象,以真实犯罪现场为素材,探究真实环境下与测谎探测相关的脑电指标（P300、CNV）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行为数据显示,目标刺激的反应正确率显著小于探测和无关刺激,探测刺激的反应时显著小于目标刺激和无关刺激。脑电数据显示,相较于目标刺激和无关刺激,探测刺激诱发的P300波幅最大且P300的检出率为92.5%,而在CNV指标上目标刺激诱发的波幅最大, 无关刺激次之,探测刺激最小。结果表明,与CNV相比,P300能够有效检测被试所隐藏的犯罪细节信息,且检出率较高,稳定性较好,是一种较为可靠的测谎指标。     

词汇飞跃: 早期语言发展的里程碑──来自五名汉语儿童的跟踪报告

本文通过对五名汉语儿童的长期跟踪调查,旨在从词汇增长、句法出现和语义发展三方面发掘词汇飞跃时期儿童的语言特征。结果显示：儿童在18个月左右词汇迅猛增长,出现词汇飞跃现象;标志句法出现的词语组合和词汇飞跃在时间上紧密相连;词汇飞跃期儿童语义发展显著,体现为过度延伸词的逐渐减少及下位层次词的逐渐增加。词汇飞跃是汉语儿童早期语言发展的里程碑,表明其在词汇、句法和语义多个语言层面的飞跃。     

中国天主教第七届代表会议在京举行 贾庆林会见全体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天主教第七届代表会议于7月7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262名神长教友出席了此次盛会。他们肩负着全国500多万广大神长教友的重托,齐聚首都北京,共商爱国爱教、民主办教的大事。这是新世纪中国天主教的一次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会议,也是一次团结奋进的盛会。会议始终洋溢着民主、祥和、欢乐的气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中国天主教第七届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贾庆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天主教第七届代表会议圆满召开表示祝贺。他说,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     

海洛因戒治者执行控制功能异常的电生理证据

执行控制障碍是成瘾的核心特征之一,对成瘾者的复发与康复治疗有重要影响。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分析海洛因戒治者和健康成年人在经典色-词Stroop任务中执行控制的大脑皮层时程动态变化。行为结果发现,两组被试的反应时均有显著的Stroop干扰效应,但无显著组间差异。ERP结果显示,戒治组不一致条件的平均波幅显著小于对照组;戒治组Stroop任务相关的N2效应和SP消失及N450效应衰减。研究结果表明,海洛因戒治者可能存在早期冲突监控加工障碍和晚期反应冲突解决加工异常。     

白玉蟾与神霄雷法

南宗肇始于北宋张伯端,历传石泰、薛道光、陈楠。自陈楠开始,出现了新的特色,即在内丹修炼之外,兼传神霄派雷法。白玉蟾得陈楠内丹与雷法真传,和他的弟子们创建了以行持雷法为职事的教团,此即南宗,是相对于北中国的全真教而言的。神霄派雷法在南宗的创建以及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白玉蟾承陈楠之后,对雷法的传承做了重大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康复队伍建设对实现残疾人康复服务的影响

老年股骨颈骨折是常见的骨科病,但其治疗方案的选择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回顾了骨折治疗原则的发展历程和股骨颈骨折现有的治疗方法,旨在从系统论的最优化原则角度,初步讨论治疗老年股骨颈骨折的最优方案,认为应结合患者的生理年龄、预期寿命、骨的质量、骨折情况和经济条件等因素来选择治疗方案。     

亲亲相隐：检验道德认知的差序效应

“亲亲相隐”是一桩饱受争议的道德公案,实证考察其中的道德认知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的道德结构。研究1直接验证了道德决策中“亲亲相隐”现象的存在,研究2进一步考察了道德判断与决策的差序效应及个体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研究3探究了道德义务感的中介作用。整个研究表明,“亲亲相隐”根植于中国人“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的道德认知中,不同社会关系下所感知到的人际道德义务差异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