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辽夫和自然科学

傑出的俄罗斯革命活动家、赫尔岑的朋友和战友奧格辽夫,就其理論知識的淵博和思想的新穎深刻而言,是十九世紀中叶著名的思想家之一。革命的政論家和經济学家,哲学家和詩人奥格辽夫对自然科学問题是極其重視的。他研究了生理学、化学、物理学、数学、解剖学和医学。有一个时期他甚至認为,研究自然科学会成为他的專業。他在1848年12月致H.A.屠奇科夫     

存在主义哲学的畸形和原型——萨特尔批判

本文刊載于日本共产党中央理論政治杂志《前卫》今年五月、六月、七月三期上,全文約有五万多字,共分以下十一节:第一,“薩特尔的复数的‘面孔’和围繞着他的‘面孔’的状况”;第二,“存在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素描”;第三,“‘选择’和‘自由’的虛像”;第四,“与反馬克思主义接触之点”;第五,“抽象的‘异化論’的危险的迷途”,第六,“对辯证法的‘干与’”;第七,“关于‘自然辯证法’”;第八,“关于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第九,“这是‘馬克思的方法’嗎”;第十,“对‘辯证法’的空虛的尝試的根源”;第十一,“亚当·沙夫的論点”。本文力图全面批判薩特尔的哲学,指出薩特尔虽說承认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們时代的哲学”,但在对自然辯证法和唯物辯证法以及历史唯物論的理解上,原則上是同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薩特尔想“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的企图,本质上也不外是想根据存在主义的理解和歪曲来篡改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立脚点仍然是主观唯心論。他的哲学虽然具有存在主义哲学的“畸形”的性质,但是沒有打破存在主义哲学的“原型”。本文前五节着重批判薩特尔的“原型”的存在主义哲学。第一节考察了他二十年来时而“接近”馬克思主义、时而“批判”馬克思主义的經过;指出他每过数年便来一次轉变和动搖,令人很难捉摸他的真正“面孔”。第二节論述了由克尔凱郭尔开始,經过雅斯貝尔斯、海德格尔到薩特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指出存在主义哲学不像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在世界观和方法論的整个領域具有一个統一的体系。它虽然以对于人的資产阶級的抽象的观点和个人主义的基本思想为自己的本质,但却有无神論的存在主义和基督教的存在主义两种。它不仅是与唯物論无关的哲学,与唯物論相对抗的哲学,而且它还具有政治的反动性。克尔凱郭尔就公然发表过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見解,他的思想到了雅斯贝尔斯便直接同反馬克思主义思想結合起来。海德格尔耕耘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土壤,这是众所周知的。薩特尔虽然不能与他們等同,但他的基本哲学見解也具有作为存在主义的本质的共同点。总之,存在主义是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时代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哲学,它的根子是主观唯心論。第三节分析了薩特尔的“选择”和“自由”的槪念,指出薩特尔和其他存在主义者一样,强調“个体”。薩特尔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个体”的选择就是創造,就是“自由”;“自由”就是不受任何束縛的意志的行为,就是不遵从任何历史規律的行为,即“計划”(projet);“自由”是超越所有道德行为的东西;只要是个人“自由”所决定即选择的行为,哪怕是杀人行为、法西斯主义,都可以被肯定为眞理。作者批評說:存在主义的自我决定即选择論,与其說是反道德的,还不如說是对于狼的邏輯的肯定;它的“自由”,是应該加以唾弃的小資产阶級的抽象的“自由”,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对不能肯定这样的“自由”。第四节考察了薩特尔的“自由”、“选择”的观念在日本所产生的影响,指出薩特尔把个体的“选择”、“自由”的观念絕对化了的观点,已經迷惑日本資产阶級社会的一部分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使他們产生这样的錯觉:似乎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統治的条件下,人們即使处在无权的状况下,也能获得“自由”。薩特尔的“自由”、“选择”論,因为对任何“选择”都加以正当化,所以又給了一些“轉向者”(变节分子)以精神上的安慰,使他們把“轉向”(变节)的責任推到“自由意志”上。第五节分析了薩特尔的“异化”槪念,指出薩特尔的“异化”槪念是专用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自己的对他关系中的。換言之,就是当自己成为他人的客体,被他人凝視着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被“异化”了。作者认为,这样的“异化”槪念即使能够成立,也只能在观念的邏輯上成立,而决不是表現現实矛盾和异化的槪念。因此,薩特尔的“异化”論是与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相对立的。馬克思的异化槪念是說明資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劳动者的状况的,它本身就是反对資产阶級的一种号召,而薩特尔的“异化”論不仅对工人阶級沒有积极的意义,甚至还有反对社会主义的作用。他把反对人民民主和反对資本主义都看作是摆脫“异化”的行为,同样加以正当化和美化。由于这种观点,他甚至把一九五七年波茲南事件的反社会主义現象也看作是进步。由第六节到第十节着重批判了薩特尔的“畸形”的即修正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第六节分析了薩特尔“干与”辯证法的目的,指出薩特尔企图以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資格来“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具体地說,就是企图用存在主义来构成他认为馬克思主义所“缺少”的“历史的人学”,幷且把它塞进馬克思主义里,也就是企图用存在主义的“人学”来篡改和修正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再以此来构成“辯证理性批判”。因此,薩特尔的承认馬克思主义,也只是为了把它当作一个修正的对象来承认的。作者认为,对于薩特尔的干与辯证法,必須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第七节在論述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中,批判了薩特尔的辯证法,指出薩特尔所說的“辯证法”旣不是思維的辯证法,也不是客观的辯证法,而不过是一种“理解”而已。所以,他旣拒絕客观的辯证法,也否定客观的自然。他极力攻击恩格斯的“自然辯证法”,原因即在于此。他說自然辯证法是把“自然拟人化”,是“硬把辯证法适用于自然界”,是“形而上学的假說”,是“独断的辯证法”。他对自然辯证法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对历史辯证法却采取“承认”的态度。但是“承认”历史辯证法,也是因为他认为在历史中有个体的“总体化”作用,才予以承认的,而幷不是眞正肯定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第八节在論述了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論之后,具体地分析了薩特尔所“承认”的历史辯证法,指出他所“承认”的历史辯证法是与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关的,不过是他用主观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概念对历史唯物論加以歪曲以后泡制出来的一种东西而已。第九节批判了薩特尔所說的“溯行的方法”。薩特尔以为从个体的欲望、实践即“計划”开始分析,就如同馬克思从商品开始分析那样,可以闡明整个历史的辯证法。他认为这就是馬克思的方法,尤其是《政治經济学》和《資本論》的方法。作者批判說,薩特尔根本不应該把个体的实践即“計划”看作与馬克思的商品具有同样的地位。因为馬克思的商品不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疇,而薩特尔的个体的实践即“計划”却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疇,它沒有任何时代性。第十节批判了薩特尔的“被构成的辯证法”的图式,指出他的辯证法是与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相对抗的,是与数千年来貫串在历史中的客观規律背道而馳的,他的辯证法不外是存在主义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从个体的实践即“計划”出发的薩特尔的辯证法,根本就不是表現历史辯证法的东西。最后的第十一节批判了亚当·沙夫关于薩特尔的存在主义的見解,指出沙夫贊揚薩特尔提出了問題幷且把存在主义与馬克思主义的“不同意見的中心点”归結为“人的問題”这两点,是錯誤的。作者认为,这等于沙夫接受了薩特尔关于所謂“馬克思主义的空白”的說法;沙夫的这种錯誤态度完全出于他的抽象的人观、抽象的人生观。以下摘譯的是作者着重批判薩特尔想“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和曲解自然辯证法与历史唯物論的第六、七、八等三节。     

《天風》令他耳聪目明——一位基层教会荣休长老的故事

"董弟兄,这个月的《天风》,仔细看,好好学习,努力装备自己."上个世纪80年代初,青岛市崂山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任王玉琨牧师每次下乡到南北岭教堂,都一定会带一批《天风》赠送给当地长老、执事和骨干信徒.当地教会义工常在聚会时诵读《天风》,分享全国各地基督教两会和国际基督教新闻报道、灵修讲章.如今王老牧师早已安息主...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在西方社会,了解资本主义的成败根源,对了解其未来和全球经济因此受到的巨大影响至关重要。该著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如以超出投资的手段积累资本的驱动力;利用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并因此造成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被剥夺;掠夺自然直至毁灭自然的冲动,等等。这些矛盾与压力造成了全球人口长期失业问题,欧洲和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等。短期内这些矛盾似乎不会产生破坏性;但长期来看,资本主义危机的前景并不容乐观,许多矛盾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控制,而另一些则已经威胁到了资本体系的核心。该著提出了理解世界的方法,并且为迈向更为公平﹑理性和可持续的社会提出了纲领性的建议。     

对民主之恨

从柏拉图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再到20世纪的诸多理论家,雅克·朗西埃在该著中简述了民主观念史。在此基础上,朗西埃为我们指出了民主的实质:民主不同于政治,它不是一种制度类型,也不是一种社会形式,而是那些既无权统治也无权服从的人们所特有的权力,其目的在于支持善的统治。民主通过全面打击一切建立在精英特权之上的权力形式来进行治理,由此对民主的恐惧乃至憎恨就植根于新的统治阶级之中.     

口腔颌面部脉管畸形两种非手术治疗方案比较

在治疗口腔颌面部脉管畸形的众多治疗方法中,激光治疗和瘤腔内药物注射是两种最为常用而且有效的非手术治疗手段。本文通过结合两者各自的优缺点,利用比较治疗学相关原理和方法,从治疗方法、治疗效果、治疗费用等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以便获得一些启发,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借鉴。     

Predictors of Cancer Worry in Unaffected Women from High Risk Breast Cancer Families: Risk Perception is not the Primary Issue

Some women at increased familial risk of breast cancer experience elevated levels of cancer-specific worry, which can possibly act as a barrier to screening, and may be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decisions regarding risk-reducing surgery.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predictors of cancer-specific worry in high risk women and to test a model which proposes that perceived breast cancer risk mediates the impact of other factors on worry. 1,437 unaffected women from high risk breast cancer families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Path analysis was used to test the model of potential predictors of cancer worry, including familial, personal and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mediated via perceived cancer risk. Levels of cancer-specific worry were generally low despite an average perceived risk of 50.3%. The goodness-of-fit of the proposed model was poor, explaining only 9% of the variance for perceived risk and 10% of the variance for cancer specific worry.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of the predictor variables and cancer worry, explained 24% of the variation in cancer worry. General anxiety, perceived risk, the stressful impact of recent cancer related events, a relative risk greater than 10, being closer in age to the youngest breast cancer diagnosis in family, and knowledge of personal mutation status, all independently contributed to cancer worry. Addressing general affective responses, experiences of recent cancer related events, in addition to education about personal risk,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counselling women with elevated cancer worry. Risk perception appears to act independently of other factors in its formulation and impact on cancer worry.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way in which women come to perceive their risk is indicated. The kConFab Psychosocial Group are (in alphabetical order of institution): Brain and Mind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I Hickie) Department of Haematology and Medical Oncology, Peter MacCallum Cancer Centre, Melbourne, Australia (K-A Phillips) 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 Prince of Wales Hospital, Randwick, Australia (B Bennett, B Meiser, K Tucker) Department of Oncology, St Vincent’s Hospital, Melbourne, Australia (S-A MaLachla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l, St Leonards, Australia (C Tennant); Medical Psychology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P Butow, M Pr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