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条件下竞争的特性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一向被当作资本主义弊端的竞争出现了。实践证明,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就必然存在竞争,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竞争的目的、性质、范围和手段不同而已。本文就有关社会主义条件下,竞争的必然性、二重性,以及必     

现代市场经济与企业伦理文化

现代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企业活动和行为的规范化,不仅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也直接影响着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及其社会效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从而兴起了企业伦理文化运动,走上了自我约束、自我校正、自我发展的道路。     

新都县回族穆斯林

新都县有回族起源于何时,据《新都县志》记载:“罗家寺,在县东李家营,修建于明成化七年”,这可能就是新都县有回族的最早年代了。“李家营”现为弥牟镇所辖。据康熙九年(1670年)王沄的《蜀游纪略》     

真实性和恰当性——符号学小劄之三

人同外部世界既有认识关系,又有价值关系。也就是说,人一方面要认识客观事物自身,一方面又要评价客观事物对主体的价值。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通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所     

戒毒人员戒毒动机对复吸倾向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强制戒毒人员的戒毒动机对于复吸倾向的影响机制。方法:使用强制戒毒者复吸倾向性心理调查表、戒毒动机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对710名强制戒毒人员进行调查。结果:(1)强制戒毒人员戒毒动机负向预测复吸倾向;(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介了戒毒动机和复吸倾向的关系;(3)心理韧性调节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结论:戒毒动机不仅直接影响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也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心理韧性增强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复吸倾向的影响。     

本刊启事

我是《思维与智慧》众多读者中的一个。 记得2000年刚参加工作，作为班主任为班上学生订阅书报杂志时，面对上千种报刊杂志的名称，我一眼就看上了《思维与智慧》。看过第一期后，她果然没令我失望，从此，便爱不释手，成了我和学生们最美味最营养的精神食粮。     

磨难是人生的一种资本

《海上文坛》编辑部曾策划过一次"谁是最辉煌的一代"的调查,这次调查涉及"老三届"(指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小三届"(指1970-1977年的中学毕业生),和"六八式"(指20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三个年龄层次的人。结果认为"老三届"最辉煌者所占比例最高,为44.3%。而在这些认为"老三届"最辉煌者中,属于"老三届"者占30.77%,属于"小三届"和"六八式"者各占23.07%,反映出各年龄层次的人对"老三届"的普遍认同。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在"最辉煌原因"一栏中,100%的人认为"老三届"之所以辉煌,是因为他们经历了     

计算精神病学：抑郁症研究和临床应用的新视角

抑郁症是一种复杂而异质的精神疾病, 给全球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尽管基于症状学的诊断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 但这种方法并不利于病理机制的探讨。另外, 该诊断方法预测效度较低, 导致其难以准确评估和比较各种治疗方案的疗效。计算精神病学方法则能通过理论驱动和数据驱动两种互补的方法解决上述问题, 从而提高对抑郁症的认识、预防和治疗。理论驱动方法基于经验知识或假设, 利用计算建模方法对数据进行多水平分析; 数据驱动方法则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分析高维数据, 提高抑郁症诊断和预测的准确性, 进而提高治疗的精准度。理论驱动和数据驱动方法的发展与结合, 以及人才和资源的整合, 将会更有效地推进抑郁症的防治。     

科学哲学中的几种认识论倾向

近来,卡尔·波佩尔、托马斯·库恩、保罗·费拉本德和汉斯·赖辛巴赫为认识论作出了某些比较重要的贡献。这些作者似乎都在某些方面根本背寓了传统的认识理论。他们的认识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试图解决知识的增长问题:说各种关于科学的理论因为越来越精确而日益接近真理是什么意思,早期的理论和更精确、更新的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     

积极效应研究的几个方法学问题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从时间知觉和动机的角度推论老年人的情绪加工有积极效应; 即与年轻人相比, 老年人更偏向于加工积极刺激而回避消极刺激。但是, 关于积极效应的实证研究有诸多不一致之处。分析近年相关研究的设计细节, 验证积极效应的研究多采用年轻和老年两个年龄组的对照, 而采用3个以上年龄组被试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积极效应在东方文化下的应用研究结论也不一致; 多样化的情绪刺激、情绪分类和刺激呈现方式是各研究结论差异的重要原因, 而且积极效应研究应区分“情绪偏向”和“情绪效应”两种年龄组评价方式。因此, 今后研究需要尽可能地扩大年龄范围以确认积极效应出现时间、加强跨文化、跨地区比较以验证积极效应的普适性, 并提高研究中所用刺激材料的生态效度, 深入探索积极效应的普遍性与神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