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更多的收入会导致更高的幸福水平。心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得谨慎一些,他们从多个方面考察了金钱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结论。研究表明,金钱能够通过人格、目标、动机、社会比较、适应与压力等中介变量对幸福感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应该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加以改进,在心理机制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此外,本土化研究在我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待于加强     

作为偏见影响因素的权威主义人格

权威主义人格是Adorno等人提出的一个概念,目的是揭示偏见的人格基础。在此基础上,Altemeyer提出右翼权威主义,它包含3个成分,分别是因袭主义、权威主义服从和权威主义攻击。后有研究者认为把这些概念作为态度来看待更为合适,而决定这些态度的人格基础是社会服从与自主。权威主义者对冒犯传统价值观的行为十分敏感,视其为威胁的重要来源,而感知到威胁就有可能导致偏见的发生     

个人奋斗及其相关研究

个人奋斗作为个人目标概念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是一种特定的、与情境目标有关的人格意向结构,指的是个体通过日常行为所努力达成的特性生活目标。根据目标理论的层次结构,个人奋斗及类似概念被统称为人格中的“中层”目标单元。文章选取Emmons的个人奋斗理论,从个人奋斗的基本概念及其测评开始,论述其与幸福感、人格特质的相关关系,并简要评述了几种不同的个人目标理论,呈现了一种与传统特质理论不同的人格研究方法     

心理学研究中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及其衍生问题

个体的社会阶层反映了其所掌控的客观社会资源(即客观社会阶层)和其主观上所感知到的自身社会地位(即主观社会阶层)的水平。收入(或财产)、职业、受教育程度是研究中常用来反映客观社会阶层的操作化指标。而主观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既包括对主观阶层进行问卷测量,也包括对其加以实验操纵。心理学研究要基于研究目的以及要考察的具体效应与机制对不同的操作化界定加以取舍,有时也要综合兼顾多种操作化方式。通过选取典型群体来代表不同阶层,这种做法宜慎重采用。同时研究的信效度问题有必要更多加以重视。未来研究应加强关注阶层认同偏差与阶层纵向流动等基础问题,以及因取样偏差而带来的阶层效应被简化的现象,并结合跨文化视角分析不同文化下社会阶层的内涵差异。     

特质、动机和叙事:人格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整合

人格心理学以整体的个人为研究对象,以人性问题为核心关切。在对人性的研究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三种研究范式:特质、动机和叙事。特质研究考察的是人格的静态结构,即人格由哪些因素构成,回答的是人格的"所有"问题;动机研究考察人格的动力机制,回答的是人格的"所为"问题;叙事研究考察人格的发展过程,回答的是人格的"所成"问题。近年来,研究者们提出,人格叙事研究范式能够将人格特质范式和人格动机范式整合起来一同去理解人格。但叙事研究刚刚兴起,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局限,有待进一步完善。     

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

系统合理信念反映了人们的系统支持态度,即对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正当性的感知,以及相应的支持和维护社会系统的态度。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关系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一方面,社会认同理论等自利取向的理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不利于低地位者维护自我及内群体利益,因此会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另一方面,系统合理化理论却提出,在不平等更极端（而非平等）的社会中,人们（甚至是低地位者）反而更可能合理化不平等,表现出更高的系统合理信念。实证研究中,两种观点分别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但同时也面临很多质疑。 面对上述分歧,本文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即“社会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双路径模型”。该模型认为,自利取向理论与系统合理化理论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解释了不平等与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关系的“全貌”。因此,理论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不平等究竟增强还是减弱低地位者的系统合理信念,而在于分析不平等增强或减弱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条件（即认知基础）及其内在机制（即动机基础）。 第一,在认知基础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不平等“量”的程度及其与系统合理信念的线性关系,该模型认为还应关注不平等“质”的差异及其不同效应,即关注低地位者对不平等的认知过程。一方面,严重的不平等损害低地位者个人或群体的现实利益,构成一种现实威胁;另一方面,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与人们关于社会系统公正性、合理性的信念相冲突,构成一种象征威胁。 第二,在动机基础方面,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分别使其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且两种动机彼此冲突;不同于以往研究采用对立视角考察两种动机,或是过于强调二者之一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两种动机是并存的,相互之间并非全或无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发挥作用的条件,即什么影响二者孰强孰弱,又是什么决定了何者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区分不平等“质”的差异是厘清自利动机与系统合理化动机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换言之,不同动机为低地位者反对或维护不平等现状提供了动力,而何种动机发挥主导作用则取决于低地位者如何对不平等进行认知。具体而言,当凸显不平等在个体或群体水平的现实威胁时,更可能激活低地位者的自利动机（进而抑制其系统合理化动机）,继而损害其系统合理信念;而当凸显不平等在系统水平的象征威胁时,更可能激活其系统合理化动机（进而抑制其自利动机）,继而增强其系统合理信念。 “双路径模型”通过分析不平等影响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不同认知基础,进而厘清不同动机的作用,将以往研究中看似矛盾的结论整合于一,为理解不平等对低地位者系统合理信念的影响、解释两种理论的“分歧”提供了一种整合框架,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和发展。     

情感预测中的聚焦错觉

聚焦错觉是个体在进行情感预测时,错误地估计了聚焦事件会对情绪造成影响的一种倾向.聚焦错觉是造成情感预测偏差的重要原因.其心理机制主要包括直觉预测和可得性模型.聚焦错觉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预测事件的情感效价、性质,情境因素、个体习惯和文化差异等.其应对策略主要有去焦点化和情感平均.未来的研究应从聚焦错觉与忽视情绪适应的关系、聚焦错觉的产生根源以及聚焦错觉与其他聚焦效应的关系等方面来进一步探讨.     

控制还是适应:次级控制研究的两种取向

次级控制是人在控制动机受威胁时的一种应对策略,它最初被定义为个体试图适应世界,顺应形势的过程.该概念在发展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解释,产生了所谓控制取向与适应取向的分歧.这两种取向在次级控制与首要控制的关系,次级控制与控制感的关系,以及次级控制的跨文化一致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近年来补偿性控制模型与健康领域的次级控制研究分别在概念上和功能上提供了整合两取向的可能性.未来研究应致力于进一步整合两取向的定义,扩展其研究的视野,并通过更多地使用实验法,来加强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威胁敏感性的概念和测量：生理和认知两种取向

对威胁敏感是人类在应对外部环境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生存技能。威胁敏感性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取向：生理取向以敏感性强化理论为基础, 将行为抑制系统的敏感性界定为威胁敏感性, 量化为个体应对威胁时的生理、情绪和行为反应水平; 认知取向以信息加工的认知风格理论为基础, 将个体在对威胁信息加工过程中的敏感性偏向定义为威胁警觉, 量化为威胁刺激呈现前后的预期水平和探测水平。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整合和界定威胁敏感性的概念内涵, 验证各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 拓展不同种类威胁敏感性的研究方法。     

叙事研究中的语境取向

目前叙事研究已经成为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方法,而近十几年里该领域中出现了一种语境转向,即从研究作为事件的叙事转向了关注语境中的叙事。文章探讨了这一转向出现的主要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并介绍了一种较为简单明确的叙事语境分类,在此基础上提出叙事语境的研究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结论是,只有在叙事研究中将叙事产物(故事)与叙事过程(语境)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个体所讲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