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儒家：问题与方法

对于儒家命运的关注始终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问题。乐观者宣称已经发现了儒家和现代化之间的结合点 ,悲观者看到的是越来越“花果飘零”的状况。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 ,近百年来中国人对于儒家表现出来的“热烈或冷静”肯定不是出于“考古”的兴趣。许多敏锐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对于儒家的考察很难摆脱非学术因素的纠缠 ,同时过于形而上的研究又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儒家的真实状况 ,所以说 ,伴随着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引入 ,儒家和儒家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状况。就新材料的发现来说 ,因为郭店楚简的发现 ,许多新问题得以提出 :如性和情、五行…     

汉语同音歧义词歧义消解的过程及其抑制机制

两个实验分别采用词语境或句子语境探讨汉语同音歧义词(homophones)歧义消解的过程。被试为112名大学生。实验通过有计划地比较不同语境偏向条件下有关探测词和无关探测词之间反应时的差异,从而揭示汉语同音歧义词消解过程中,对其适当意义激活以及对其不适当意义抑制的时间进程。两个实验的结果都表明：在同音歧义词加工的早期,语境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抑制歧义词不适当意义,阻止其激活;随后,语境促进了歧义词适当意义的激活。另外,相对意义频率在同音歧义词歧义消解过程中有其影响。     

宗喀巴破斥"无分别"说的实质

"无分别"说是八世纪晚期"吐蕃僧诤"中汉僧的代表人物摩诃衍的主要主张,它在当时和后世的藏传佛教中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对这一主张进行了彻底的破斥,从而维护了他所强调的智慧方便双修、止观双运等法门,并重新解释了大乘经典中关于"无分别"的经文.随着宗喀巴大师对"无分别"说破斥的展开,汉藏佛教的某些分歧也徐徐展开.     

国外工作-家庭平衡研究的现状述评

工作-家庭平衡在国外已有十多年的研究历史,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述评中总结了国外工作-家庭平衡研究的现状, 探讨了其理论起源, 并在概念、测量和相关变量方面做了梳理, 比较了平衡与目前工作-家庭界面研究中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之间的关系, 并提出未来工作-家庭平衡的概念应在区别其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 从主客观的角度, 结合中国国情来界定, 此外还需要开发测量客观平衡的工具来完善其测量方法, 同时也有必要进行跨文化背景下的研究。     

双元孝道、祖孙关系与老人刻板印象的关系

采取双元孝道量表、祖孙关系量表和老人刻板印象量表调查了15到38岁的1610名被试,探讨双元孝道与老人刻板印象的关系及祖孙关系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与情感性团结、关联性团结、老人能力刻板印象和老人热情刻板印象之间显著正相关;（2）权威性孝道主要直接预测老人能力刻板印象,而互惠性孝道主要直接预测老人热情刻板印象,以及祖孙关系在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与老人的热情和能力刻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权威性孝道主要以关联性团结为中介变量间接预测老人刻板印象,互惠性孝道则能以情感性团结和关联性团结为中介变量间接预测老人刻板印象;（4）性别在双元孝道对祖孙关系和老人刻板印象之间起显著调节作用,但年龄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黄宗羲“君臣”观辨析

中国古代政治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与伦理的结合。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基本原则,从而使其政治思想建立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而没有简单停留在君仁父慈的伦理模式之上。在此前提下,黄宗羲对传统的君臣父子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是不同的,从而动摇了君主家天下的伦理基础,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君臣之间应该是一种由民而联结起来的师友关系。黄宗羲的思想超越了韩非的非道德政治观,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政治观转变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     

儒家王道政治秩序的构建及其遇到的困境——以“管仲之器小哉”的诠释为例

一、不知礼与如其仁: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不过,对于管仲的评价争议颇多。在这些争议中,多涉及儒家的关键议题,因此,也必然成为孔门师徒经常讨论的问题。《论语》有关管仲的讨论主要在《八佾》和     

医学生临床实习与考研矛盾的思考及对策

近几年来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医学生临床实习与考研的矛盾在全国各地已经非常普遍,也引起了医学院校和教学医院相关人士的诸多讨论,但目前仍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总结和思考,并提出了一个有可能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     

医疗安全问题经济后果及构成因素

医疗安全问题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后果。本文分别从个人、医院、社会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住院病人医疗安全经济后果的构成因素,以及国内外关于医疗安全经济后果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进展,提出我国的医院管理中致力于医疗安全研究的必要性。     

范畴研究的背景和未来——读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观察,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目前都处于一种极为重要的阶段。之所以下这样的判断,不仅是因为一系列出土古书的整理和研究,为梳理先秦学术发展的脉络提供了许多新的材料,而且是因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对于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焉不察的研究方式本身开始了反思。 从大的背景来说,这种反思是对２０多年来的文化讨论的深化,特别是近年来对于普遍和多元问题讨论的具体化。这种背景对中国哲学本身的存在状况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哲学（如果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中国哲学的学问的话）是否只是世界哲学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