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5岁儿童掌握概率概念的实验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研究(Ⅱ)

概率论是数学中描述“机遇”现象的一个分支,导源于十六、七世纪关于博奕的推测。本世纪来,对于飘忽不定现象的概率性的描写已渗入许多学科以及科学技术的每个分支。概率的知识已成为培养学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小学数学开始渗透了概率统计思想,一些中学的实验教材也适当增添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简单内容。但中学生掌握概率概念的特点,小学生甚至学前儿童可否接受初级概率知识,则未见专门的研究。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感染现状及治疗决策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侵及全身结缔组织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疾病本身就可以导致免疫力下降从而导致感染的发生,然而与此同时,治疗狼疮的药物(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及新型治疗方法更加大了感染的风险,其间的矛盾不言而喻,因此治疗上药物的取舍与剂量大小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纳斯鲍姆对康德和尼采反同情论的批评

玛莎·纳斯鲍姆持有一种认知主义的同情观,她认为同情并不是非理性的(不包含任何认知或思想),相反,同情包含三个评价性判断,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评价性判断对同情主体的情感状态进行评价、修正和引导。但仅仅说明同情并不是非理性的还不够,那些反对同情的思想家还可能主张同情是不合理的(所包含的认知或思想是错误的),康德和尼采就典型地持有这种观点,纳斯鲍姆对他们二人的批评主要是就"同情不合理"的论点而言的。在她看来,同情并非一概不合理,真实合理的同情会正确地展现人类生活中脆弱的一面,因为这种情感状态涉及对个体生活构成严重影响的苦难和不幸,而这些苦难和不幸的存在意味着有一些对我们的好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价值并不完全处于我们自身掌控之中。     

Flynn效应：问题与启示

Flynn效应表明,自智力测验发端以来,智力测验的平均成绩在不断增加,这一现象成为智力研究领域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留等人们阐释。本就一些研究对Flynn效应的解释进行了回顾,考察了Flynn效应所涉及的智力本质观、智力与环境及化的关系、智力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对智力的一些看法。     

狂侠精神与泰州传统

明代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泰州学派的主导思想与人格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一个论题。该派创始人王良的“出位之思”与“尊身守道”的主张为泰州学派的狂侠精神提供了理论基础,前者形成了泰州后学在官方系统之外独立进行的讲学与政治活动,后者则形成了其个体之间患难相依的奉献精神与生死交情,从而显示了明代士人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来发挥舆论的力量以评议政治、代言民情的新景观。     

正义的战争与战争的正义——关于战争伦理的反思

战争可以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间的有组织的政治暴力。根据战争的目的、过程和结果,战争伦理大致包括“战争权利伦理”、“战争行为伦理”和“战争责任伦理”三个方面。在战争伦理中最重要的是所谓“正义”问题。“正义”与“非正义”这对概念并非规定战争的客观性质,而是一种煽动人们拥战或反战热情的主观态度和伦理立场的表达。     

清代画家徐扬考略

徐扬是清乾隆时期杰出的宫廷画家,在其任职的二十多年间,他以极强的写实能力,非凡的艺术技巧,奉命创作了一批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体现出强烈的写实纪事风格,折射出了康乾时期宫廷绘画受西方绘画之影响,并为后人研究清代前期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的社会性能否遗传及其意义

从达尔文以来,许多学者观察到婴儿很早(大概在2—4月个)就可以对着成人的脸发出微笑。这种微笑,不是由生理舒适所引起,而是与成人交往所引起。近年来,不断有人观察到盲婴在同样的年龄,也开始对母亲的声音发出微笑。如果说盲婴不能通过视觉,还可通过触摸母亲的脸进行学习的话,那么德国马克斯·普兰克行为生理学研究报导的个案则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这个婴儿生来失明,而且没有前臂,但也出现了同样性质的微笑。这种微笑,显然不仅仅具有生理的功能,更主要     

论同情的充要条件 ——纳斯鲍姆同情观研究

纳斯鲍姆持有一种认知主义的情感观,认为情感通常具有一个意向性对象,并包含关于这个对象的评价性信念。作为一种具体的情感,同情必然也包含一些认知性的因素,纳斯鲍姆将它们归结为三个评价性判断,即关于苦难的严重性判断、关于苦难的不应得判断和一种幸福论的判断。在她看来,这三个评价性判断既是同情产生的必要条件,也是同情产生的充分条件,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他必要因素,移情对同情而言只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重要向导,任何特定的生理感觉都不可能成为同情的必要组成部分,而精神的痛苦被视为评价性思想的感情特征,由于它本身不具备概念上的独立性,因此并不构成评价性判断之外的另一个必要因素。     

论《论语》中的“禘”及其政治伦理意蕴

“禘”乃历代礼学考究之难点。《论语》中论“禘”之处仅二,后儒原“禘”主要基于文献考证学层面,征引经传子史弄清禘祭制度的本来意义与形态,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尚无定论。而对于殷周禘祭的实态或者说隐藏在禘祭制度中的政治、伦理乃至意识形态的关注甚少,《论语》中的“禘”恰恰又集中于此。再有孔子是否知“禘之说”以及为何“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亦成悬案。因此,对“禘”及其相关问题予以梳理与澄明,意义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