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杨升庵学术思想讨论会

杨升庵学术思想讨论会于1983年9月15至17日在四川新都举行,是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四川省哲学学会中国哲学史分会和新都县杨升庵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与会者有来自省內外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40余人。讨论会收到学术论文和有关资料15篇。     

声討叛国殺人剝削群众的馬震武

(一) 馬震武,罪多端, 筆秃墨干写不完, 利用宗教充教主, 揭开外衣人心寒, 流氓成性啥都做, 奸男淫女一齐干, 杀婢陪葬太殘忍, 宰人破腹驗儿男, 排除异已行暗杀, 血债累累怨冲天。     

英雄书写与题材解构——《芳华》与《高山下的花环》主题塑造比较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的一次对外作战,其对于中国内外环境的改变的影响是微妙而深远的。根据这场战争而产生的文艺作品也随着战局趋于稳定后被文艺工作者持续产出并一直对后世了解这段历史发生着解构与重组的效应。通过对近上映的《芳华》与曾经的《高山下的花环》两部电影作品的主题书写对比,探讨同样描述这场战争的两部作品在不同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对于这场战争及其所属时期的异同侧重。     

浅析战争类型电影的社会功能

电影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催生出的相对其他艺术表现形式较为崭新的一种艺术门类与表现手法;战争则是亘古以来人类社会丛林法则从未改变的最为激烈的行为手段和最具人类本能的情感表达之一。目前为止,人类科学技术发展最具爆发力的20世纪20年代,以及工业时代下的战争和电影的产生几乎处于同一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电影所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相继结束,人类逐渐意识到现代战争模式下文明存在的脆弱性和人性层面的阴暗面,而亦步亦趋的战争电影也同样记录了人类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对于战争与和平的复杂观感。这其中诞生出的不同战争电影风格也在和平为大势的全球化浪潮中代表着各自创作者和不同文化、意识形态下的思维表述及情感表达。     

我国第一部《中国宗教名胜》即将出版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我国的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宗教的名胜古迹,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近半数为宗教名胜古迹。全面发掘和总结祖国的文比遗产,无疑应当加强对我国宗教名胜古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据此,由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卿希泰、曾召南先生审校,     

《“法轮功”何以成势》编辑手记

几年前,由于工作关系,我们读到了一部名为《有神论的新载体和新时代、新宗教运动》的书稿,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钟科文先生。 1996年5月,此书以《气功与特异功能解析》为名公开出版。钟科文先生在书中主要批评的是以科学的名义神化、巫化气功与特异功能的现象,并从宗教发生学角度提请人们注意那些打着传统“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招牌,宣传有神论的活动。细读此书,不难发现类似今天“法轮功”这     

贾题韬居士生平简介

贾老居士一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其遗泽流芳,风情高致,惊当世而感来者。纵览先生一生,孜孜向道,博通五明,深达生明性海;同时又不废众艺,其棋艺、医术,皆卓然成一大家。道、艺相资相生,以有道故,光明内蕴,虽履众艰而赤心不改;以有艺故,博施拯溺,日应万务而道心日长。技而化为艺,艺而进于道,其贾老生平之写照乎。今日之见,求利者众而求道者希,哲人其萎,尤令人感慨唏嘘！ 龙化于北海之南     

走向自由的否定:康德黑格尔哲学自由概念批判

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都主张绝对的、纯粹的自由。本文通过对康德哲学中的自由概念和黑格尔的自由概念的分析比较,总结出三个共同的特征,即自由作为精神的独立性、普遍性和超越性;自由是对于感性和欲望的反动;自由是对必然性的服从。从这三个特征出发,本文试图说明,对必然性的服从意味着对自由的内在规定,而这种规定性即否定了自由的自主和选择的本质。对感性和欲望的反动意味着消极性,而精神的独立性要素则表征了仍然未能得到统一的精神物质二元分裂。由此,康德黑格尔的自由概念都走向了自由的否定,自由的反面。     

福州崇宁万寿大藏的雕造

中国佛教史上福建的佛教,以宋代最为隆盛。当时同在福州的两个寺院,就先后刻了两部大藏经。一是东禅等觉院的《崇宁万寿大藏》,一是开元寺的《毗卢大藏》,两藏同被称为福州本或闽本。但是历时将近千年,这两部大藏的遗物,在我国久已无存(闻太原崇善寺藏有若干《毗卢大藏》残卷)。只有日本还保存数藏,都已成为国宝。我国佛教学者对此的研究似不多见,甚至连它的名称也少有所闻。六十年前,日本佛教学者常磐大定博士来华,考察佛教史迹到福州时,在踏查东禅、开元二寺之后,毫无所得。他曾感慨地说:表现福州佛教文化的是雕造两部大藏经的事。一部是东禅等觉院刻的,一部是开元寺刻的,两者同称为福州本。福州本是按照蜀本五千四十八卷,增加新译经论和此方撰述。这个大业,完成于民间之手,而且刻了两部,这是文化史上一大事业,可说是福州莫大的光荣。但关于这个大业,却没有什么资料可得,《福建通志》、《福州府志》等都没有什么记录。甚至当地也没有口碑流传下来。现在只有开元寺某条街名,被称为经院巷,约略可以推察是从前藏过大藏经版之处而已。余闽人也,早知福州除鼓山、雪峰等名刹外,市区还有东禅寺、西禅寺、开元寺、法海寺、庆城寺等许多寺院;但于东禅、开元两寺在宋代曾刻大藏经的事迹,一向并未留意。最近偶然看到1958年日本《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六巷第二号、第七卷第一号),先后载有小川贯式氏的《福州崇宁万寿大藏的雕造》和《福州毗卢大藏经的雕印》二文,引证繁博;虽然时隔三十年;对我仍有启发,因而翻译,分两次发表,以饷读者。